一个中国人类学者的海外探险(5)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我豁然开朗？为什么对“猎身”的关注会有这样的效果？现在回过头来想，这里有两个立场的问题。首先是社会立场或者政治立场。我对“散居者空间”感兴趣，完全是因为跟风，跟欧美学院人类学之风，我的调查对象凭什么要对这个议题感兴趣？我的苦闷是我的活该。而猎身是一个真实问题。尽管它在学术流行风之外，但是对我的调查对象来说，这个问题需要分析、需要解释、需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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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

项飙 著

王迪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2012-1

其次是学术立场。我在国内装模作样学一点人类学，读得懂就读一点，读不懂就放一边，我埋头做浙江村的调查，心里想的还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至少是发展问题。人类学是帮助我把这些问题想透的调查和分析方法。到了牛津，因为要“取经”，读不懂的也要硬读，这才发现“正统”的人类学原来关心的是人类的“真实”经验和心态 ，要达成超越文化的理解。我发现，很多来自西方的同学对人类学的兴趣，是由于童年的际遇而对其它社会的“生活方式”产生好奇。我觉得我应该要挤进这个正规军。“散居者空间”云云，正是针对我对人类学的这一理解而提出要研究印度侨民的生活经验、感觉、想象、认同……但这是一个从本本里抠字眼抠出来的问题。当我把工具当作了供奉的对象，把手段当作目标，把真实的社会问题化解为难以捉摸的“经验”，我原来喜爱的人类学就变成了一个谜团。

我当然不是反对人类学关注日常经验。人类学的基本精神正是要和抽象的概念保持距离，从固定的思维模式中跳出来，从研究对象的真实经验出发。但是问题是，从什么角度去关注、理解“真实经验”。在早期，人类学倾向于把经验等同于整体的生活世界，吃什么穿什么，一天到晚干什么，都是传统民族志的重要部分。早期的人类学者这么做，一方面由于他们对一些基本情况还不了解，另一方面，由于殖民主义学者居高临下、猎奇的眼光，把边缘社会当作一个物种研究。但是在今天，这样的研究取向没有太大价值。它在方法上、在理论创新上、在社会批判上都面临很多问题。

全球猎身当然是由一系列的活生生的经验构成的，而且作为一个非正规、随时变动的劳动力管理系统，它必须要通过对日常行为的细致观察才能理解。然而，猎身不是随机的、完全“自然”的经验。它是应对一系列大的制度背景（诸如劳动力管制、移民控制和全球 IT 产业的变化等）而出现的；它靠一系列不同的行动者共同行动而维持；其内部充满着不确定和矛盾，行动者必须时刻观察、计算，以及时反应。

这样，当我明确了我的基本关怀，明确了制度分析的对象（猎身），原来分散的、看似无关的现象一下子就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个联系又是很真实（不是诠释意义上）的联系。总之，我之所以在此刻豁然开朗，是因为我又回到了现实，抛弃了学科崇拜，重新让真实问题牵着我走。

到 2001 年 6 月我离开悉尼时，我搬了 3 次家、一共和 13 个印度 IT 工人合住过。很多泰卢固和泰米尔工人成为了我的好朋友，我一共访谈了 124 位印度专业人士（绝大部分是男性；他们或者单身，或者已婚却独自在悉尼）和 25 个在澳大利亚的机构（包括公司，专业性组织，大学和政府部门）。访谈是开放式的，每次访谈耗时一至两个小时，主要在被访者的住所进行；许多受访者都被采访过不止一次。在我把研究重点转移到猎身之后，我就注意到来自印度南部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的泰卢固群体。他们在 IT 专业人士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根据安得拉邦财政与计划部 1999 年的资料，在 1990 年代末，分布在全世界的印度 IT 职业人士中，有 23% 来自该邦。但是在猎身的日常业务中，是不是泰卢固人并不显得重要，是不是印度人则变得很重要。换句话说，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在国度层次上的认同和以此为基础而建立的网络。我在海德拉巴（安得拉邦的首府）进行实地调查期间，与我同住的 IT 人里没有一个是泰卢固人，甚至无人来自安得拉邦。由于海德拉巴在全球猎身体系中的地位，海德拉巴现在成为南印度年轻 IT 人聚集的一个中心。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zonghexinwen/2020/1029/3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