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人类学者的海外探险(4)

▲据 Linkedin（领英） 2014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全球十大 IT 人才流入地，印度有五个城市上榜。

这些故事有棱有角，相当厚重。我立刻赶回住处将所有的调查笔记重读了一遍。到晚饭时我即做出决定：将研究焦点转向 IT 职业人员的流动，尤其是他们的劳力输出过程。这几乎完全偏离了我原来的题目。我当时猛然决定要这么跳跃基本上是凭直觉。我不知道新的关注点会有什么理论含义，只是觉得我不能再自欺欺人踌躇于“流散于国外的空间”；劳力输出的过程显得非常丰厚真实，我感觉我能用手指触摸。我无法抗拒。

一旦我把焦点转到“猎身” 上面，我和我的调查对象——现在被明确界定为 IT 工人——的日子都变得好过多了。“猎身”中的种种问题正是年轻的印度 IT 人关心的问题，我甚至都用不着问，他们自己会跑来跟我讲故事！如何找工作、如何和“劳力行”打交道，正是他们想和我讨论的。我和 IT 工人之间的关系是完全透明的。我就是一个为了获得学位而迫切需要他们帮助的学生。

与工人们讨论时，我也如实表达我的观点。在我看来，这并没有扭曲他们的观点和行为，反而非常有效地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他们。比如我经常告诉他们，他们的劳力行担保人的一些解释和要求不合乎法律，我也鼓励工人起诉那些违约的劳力行担保人。我的劝告越直率越积极，工人们的反应也就越诚实越直接。他们会和我详细讨论可行性，或者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觉得行不通。这使我细致地了解，他们究竟是怎么看待一个特定的局势、是怎么计算的。这也让我意识到，信息和理性分析根本不是他们做决定的关键基础，重要的是他们所直接身处的那个社会场景。

比如，工人与劳力行担保人之间的关系在印度被定义为“朋友”关系，劳力行担保人通常和在悉尼的印度人社团的领袖人物有特殊关系，以及工人之间的互相猜忌等等，都影响工人的行为倾向。“猎身”的研究重点把我和我的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这并不意味着我和所有人关系都一样近；相反，所谓拉近、所谓进入（群体），意味着我看到了其群体内部的复杂关系。而只有当我们看清这些复杂关系，根据其内部关系而建立我和他们的联系，把自己化为其既定结构的一部分，我们才可以说是真正进入了这个群体。

但是“猎身”绝不是一个可以彻底放开讨论、完全透明的话题。因为打政策的擦边球是“猎身”运作的重要特征，它具有敏感性。在这点上，我觉得我可能比来自西方国家的学者更容易赢得调查对象的信任。我来自中国，又和任何“西方”国家没有实际关系，我的调查对象信任我不会对他们的行为轻易形成道德判断，并对他们的动机会有更同情的理解。我的印度 IT 朋友在谈及对未来的憧憬和生活规划时，经常不由自主地说“咱们印度人和中国人……”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和五个印度同伴以及无数的蟑螂一起睡在地板上（主要是在悉尼；在海德拉巴的居住环境则要好得多）；我的印度同伴也毫无顾忌地让我这么做。我对他们的许多日常感受——比如在为钱担心的同时又想显示慷慨大方——有很自然的同情和理解。

如前所述，我选择印度移民作为研究案例，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保证研究对象与我有足够的差异，以使得我可以符合正统（西方）人类学的要求；然而我却发现，至少对我的实地调查而言，被访者与我之间的共性比差异性更为重要。显然，我们的共性不在于文化，而在于我们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我以为，对调查对象这一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位置的体察是至关重要的。

当我卸下原来要挤进西方主流文献的思想包袱，把研究主题集中在“猎身”上，我以前收集的数据也获得了新生。甚至由于预算限制而来澳大利亚的决定，这时候也变成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在 1999 年后期和 2000 年，大量印度 IT 职业人士被猎身到澳大利亚，以至于当地 IT 业界把这段时间戏称为“印度之夏”（印度之夏是英语中的一个固定词组，指九月初秋的燥热天气）。但是我发现，很多印度 IT 工人只是将澳大利亚当作是前往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就业的一个跳板。然而，从 2001 年早期开始的 IT 经济衰退和不久后的高新经济在股市上的崩盘，迫使很多 IT 工人从美国移居到澳大利亚，以寻求更加稳定的工作和澳大利亚的永久居住权。这样，无论是就 IT 工人的移民轨迹来看，还是就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而言，澳大利亚都是“半边缘”的国家；与在世界“中心”（的美国）相比，我在这里能看到更加丰富的流动和社会关系，从而为全球性的观察提供了更好的视角。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zonghexinwen/2020/1029/3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