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人类学者的海外探险(3)

该报告称，我的研究要描述“流散于国外的空间”( diasporic spaces )，具体针对在悉尼的两个印度移民群体：医师和 IT 专业人士，比较他们在家庭和工作场所中体验到的“流散经历和感受”，要对这个多维度、多层次、分裂而又整合、随时变动而又历史悠久、既是想象的又是实体的空间举行解构又重构……这完全是我似懂非懂照猫画虎。

我相信我的长篇报告在牛津大学人类学学院——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学系——的百年历史上留了一笔。在答辩过程中，一位主考官两次忍不住脱口而出 outrageous （“怒不可遏”或者“气死人了”）。气过之后，两位主考官还是咬咬牙让我过。主考官们的答辩报告指出，我本来没有资格成为博士候选人，“但是经过思考之后，我们认为让这个学生重写报告也不会有什么益处。因此我们决定让他先去澳大利亚调查试试看。”系办公室看了这个报告不免惊慌，和我联系要谈话，幸亏我当时已经到了澳大利亚。我说“幸亏”，是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只能越谈越糟。如果两位主考官真要我重写“厚实”，我确实可能崩溃。

阴云低垂，这是那一年牛津留给我的所有记忆。在那年，我申请了几项补助金来支持实地调查，结果全军覆没。我不得不用牛津的奖学金来支持在澳大利亚的实地调查，同时学习上世纪的拓殖者，积极开发多种生存策略，以最低资金投入获取最大身体能量。我发现煮玉米是相当不错的食物——便宜、便于携带、真饿的时候也会觉得滋味不错，澳大利亚的清水玉米，应该记得我探索、寻找新世界的艰难第一步。

雪上加霜的是，2000 年 7 月的一个下午，存有我所有资料的笔记本电脑在澳大利亚被偷走。我只能安慰自己说这个贼还算仁慈，要是他光顾我再晚一点，损失将更大，我恐怕无从回忆、重录访谈的诸多细节。

豁然开朗

在去澳大利亚之前，我借助互联网联系了当地一些印度社团，2000 年 1 月到达悉尼后，我立即开始了实地调查。

在头一年，我调查的是自己勾画的那个无形的“流散于国外的空间”，我试图了解印度专业人士是通过什么交流手段和跨国网络来改造、维持这一空间的。我强迫被访者回答：“您感觉自己是印度人、或者澳大利亚人、或两者都是、抑或其他？”大多数被访者都非常礼貌，努力想一些说辞来给我一个答案。但是有一天，一位在悉尼开 IT 培训班的印度人，可能实在受不了了，对我说他那天感冒，不能帮忙，问我能不能问些简单的问题。我也感到自己的调查既费劲又无趣。但是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更不知道怎么去找出路，反而认为，当今的民族志就是要非结构、反系统，所以我的迷惑和被调查者的尴尬可能都是常态，要咬牙坚持，就可能取得真经。

折腾了一年多之后，2001 年 2 月的一个下午，我疲惫至极，到悉尼港湾边散步。脑子早已经是浆糊一桶，无力思考如何造词遣句来描述“流散在国外的空间”是如何多面的、多层的、多彩的……我任由被采访者的故事在脑海中回放，放手让感觉带着我走。我忽然看到了一束光芒。那些从事 IT 的职业人士，如何通过中介代理从印度来到澳大利亚，如何找工作，丢了工作之后又怎么办，即所谓的“猎身”过程，突然浮现出来。

这个流动不完全是个人行为，而是被在印度的劳务公司（“劳力行”）招聘，在名义上和该劳务公司形成雇佣关系，而后，该公司通过和在澳大利亚的劳务公司（通常也为印度人所开，也被成为“劳力行”）的合作，把人派到澳大利亚来；来了以后，澳大利亚的劳务公司与那个印度人形成名义上的雇佣关系，但是把他（她）发包到其他 IT 公司工作，并从工人的工资里抽头作为利润。真正的 IT 公司给这个印度人提供工作，但是不形成劳务关系。这样，IT 公司可以随时解雇工人，从而使高度灵活和具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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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zonghexinwen/2020/1029/3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