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被重新认识的女性人类学家(3)

除了性别之外，学术派别的歧视同样深深影响着学科和学术的发展。例如，理查兹因为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且有了突出成就，于是被冠以马氏忠实信徒的名声，由此，她的诸多方面的贡献就被忽视了。同样，即使是马林诺夫斯基本人，当人类学的结构学派在1930年代开始占上风时，他的一些先前的功能派的学生也纷纷倒向结构派，最后迫使马氏离开英国。

▲《祈颂姑》英文版

然而，作为学者的理查兹能够逾越学派和学科间的鸿沟、个人间的偏见，在自己的著作中客观地引用各家各派的论述。这在《祈颂姑》有明显的印记。如此客观、全面与谦虚的学术气度即使在今天也不多见。例如，学术史证明，涂尔干对批评自己的范热内普是排斥和打击的;列维-斯特劳斯也从没引用范热内普而默认自己为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特纳在理查兹之后到同一地区进行类似的田野并发表极其相似的象征分析观点，但直到1964年才提到理查兹。

总结理查兹的学术生涯，弗思写到，“理查兹不仅是马林诺夫斯基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也是奠定英国社会人类学的一份子。她为民族志研究的理论创立了高端的研究榜样。她为同事和学生提供想法和基本功，成为一种驱动力量，是他们的良师益友。”格拉德斯通认为“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理查兹丰富了人类学，其贡献具有灯塔意义”。

理查兹的著作清楚地展示了她所关注的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经过时间的考验，理查兹的《祈颂姑》被认为是具有经典价值的，是研究女孩成人礼中“最完整和最杰出的著作”;这是她的成就上的“皇冠”，体现了理查兹遵循马林诺夫斯基的“系统性资料搜集与仔细的实践研究”的原则。

对于中国的人类学者，理查兹似乎不为人所知。虽然近年有一部理查兹的译著出版，《东非酋长》(商务印书馆，1992)，但那是理查兹所编辑的若干部概述性资料文集之一。体现理查兹对学术理论的深入探讨或方法应用的，无疑要属《祈颂姑》。

▲商务印书馆1992年出版的《东非酋长》

作为一位社会改革者

理查兹的贡献不仅是学术的;她更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改革家。她经历了殖民主义的高峰和殖民时代的终结，理查兹曾经服务于英国的殖民机构，但也为殖民地的独立做出过贡献。她对营养人类学、农业经济、社会福利等问题的关注与贡献，至今仍然受到相关学科的尊重;她对非洲社会和英国社会中的性别、教育和社区关系的研究都具有开拓意义。

理查兹为殖民政府工作的经历印证了时代对学术的影响。但是，理查兹不是也不同于殖民地官员，她是文职人员且主要服务于科研机构。她对殖民制度给被殖民的社会的文化带来的影响有深刻的反思。例如，她在《祈颂姑》中提到“祈颂姑被传教士禁止了三十到五十年”，表示了对殖民文化给非洲当地文化传统带来的影响的反感。正如拉封丹指出，理查兹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帮助当地的政府和官员去解决当地的问题。拉封丹写到，毫无疑义，是理查兹最早指出，从英国政府的角度去试图将本巴现代化的努力是有害的;“理查兹不仅是出色的社会人类学家，也是最广义的非洲学家。除了关注非洲的社会与文化，她更关注的是非洲人民”。

然而，理查兹多年在英国的殖民办公室下的研究机构工作，尽管也在殖民地独立初期坚持研究的独立性，但似乎也曾为一些殖民政策辩护过，所以，有个别观点认为她是殖民主义的捍卫者。事实上，人类学，特别是在英国的人类学，之所以能有极大的发展正是因为有了非洲殖民地这样的“试验田”，以及二战后政府给殖民体系的大量资助，包括对“科研”的大量拨款。理查兹是处于殖民制度和殖民地之中，利用了殖民制度和机构，通过记录和研究被殖民文化，为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无疑，她是殖民体制下受益的人类学家之一。但是，理查兹与诸多人类学家不同的是，她也关注了殖民制度对被殖民地文化的影响，特别是负面影响。例如，理查兹特别关注因为对殖民地资源的开发而造成的大量男劳工去开采铜矿，从而对当地传统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本巴村中的男劳力在传统的仪式中消失。她也指出了欧洲人以殖民者身份出现在田野时如何影响了当地人对自己的传统的阐释。这是最早的“反思”之一。更难得的是，理查兹试图以自己的研究和记录帮助当地人解决当地的问题，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如她所从事的有关营养、儿童和女性教育的福利工作，这些都是当时的人类学家对殖民地很少关心的问题。她支持东非国家在独立时要保持不同部落的文化传统，而不是完全从政治上的统一来考虑，因而，她一方面被视为要维持殖民地现状，因为统一独立意味着不同部落会处于难以协调的关系状态，另一方被认为是为了当地人的利益，客观地指出了乌干达等国家在独立过程中的利弊，为这些地区的文化传统的保护做出了积极贡献。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zonghexinwen/2020/1102/4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