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弱文化的不朽者：人类学宗师克洛德·列维(3)

他在1948年从纽约回来，那时已完成了《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这部书立刻给他确立了人类学家的美誉，也部分促成另一个知识大工程即结构主义的兴起，并把列维-斯特劳斯看成是创建者之一。他本人一直不愿意当一个思想学派的旗手；从他的观点来看，“结构”这词的概念是一种探索工具，不是一种学说基础。他善于与此保持距离，当结构主义之风一阵吹过以后，他个人的形象并不因此有丝毫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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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计划出版一套丛书，其主题是反驳种族主义偏见，列维-斯特劳斯显然是理想的作者。他本人受过种族主义的迫害，那时就因为有一个犹太姓氏，被迫出国流亡；他具备必需的科学造诣，谈论这些问题带有权威性。还有，他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不只是纸上谈兵式的学术讨论。他经常在著作中这样说，人类学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门普通学问，还是“对一种德智状态的修炼过程；这种状态起源于几世纪以前，被我们称为人文主义”。他于是兴高采烈、一丝不苟投入交代给他的工作。

《种族与历史》一书引起的热情持久不散，这与其他出于同一目的的约稿不一样。它也引起了争议。主要的争议产生于他与未来的学院同仁之间。那是罗歇·凯卢瓦，当时的知识大家、小说家、散文家和社会学家，熟知拉丁美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是个部门负责人。大家因而以为，他应该赞同列维-斯特劳斯的想法。但是他显得非常气愤，因为他把这看成是对西方的嘲弄。他写了一篇长文《逆反的幻想》，刊登于《新法兰西杂志》，文中嘲笑那些人，“他们选择了人类学，因为心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挑衅心理，促使他们喜欢原始造型胜过夏尔特尔教堂的大门，喜欢爵士乐胜过莫扎特，宁可让他们不信仰的鬼神附身痉挛，也胜过对自己和祖先羞于信过的鬼神顶礼膜拜。”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对自己的文明极不公正，甚至忘了到目前为止唯有它创造了他们自身研究的物质与精神条件。唯有它才允许和创造了他们忘恩负义的文明。”

凯卢瓦要把嘲笑者拉到他一边，他确实成功了。列维-斯特劳斯被人指名道姓质疑，他在让-保罗·萨特的《现代》杂志里作出慷慨激昂的答复：“第欧根尼用走路证明行动，凯卢瓦先生躺着表示没有看见。他那个文明并不引起他良心的谴责，他希望这样不妨碍他怡然自得地观赏。”

这两位作家除了脾气大、能言善辩，他们论战的中心还存在一个历史与道德问题，至今无法作出结论，对此可以归结成这几句话：当前毫无疑问的是有一个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典范文明；这个文明的发展造成的结果是把所有其他文明边缘化，有时还让它们灭绝。接着要知道的问题是这些文明中的人失去了他们的身份和生活方式，是否在物质和精神上得到了补偿。相关辩论正在进行，也会通过各种形式长期辩论下去。目前主要还得搞清楚，昨日的殖民化或今日的全球化，总结之下应该认为大体是积极的还是灾难性的。

对凯卢瓦来说，西方对全人类的贡献是那么杰出，涉及领域又那么宽广，只有愤世嫉俗或自怨自艾的人才会不予以承认。而列维-斯特劳斯则认为，一种文明，即使这是他自己的文明，即使它如何光辉灿烂，若在前进的道路上毫无顾忌地任意践踏其他文明，这也是不可接受的。而今就在欧洲中心地带，不久前遭遇了一场野蛮的浩劫，是那些声嘶力竭鼓吹西方和白种民族至高无上的人也难以想象的，怎么还能继续“怡然自得地观赏”呢？“野蛮人，首先是相信野蛮的人”，他以前这样写过。他的对手对此回答说：“这样一句话只能引出这样的结论：希腊人与中国人是典型的野蛮人，因为他们把自己说成是文明人，而四周的民族是野蛮的，尽管他们也有过他们的美德和荣誉。”

这两人之间的辩论在法国知识分子眼前持续了几个月，大家都密切注视，因为那时正处于去殖民化的折磨中：不久前越南奠边府一役战败后，法国失去了印度支那；而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派也开始造反。后来辩论中断，不是双方和解，也不是厌战，而是列维-斯特劳斯出版了一部书《忧郁的热带》，改变了他的形象与地位，使他一夜之间变得无懈可击。

可是这部著作使作者遭受《种族与历史》出版时同样的批评。

他在书中像历来一样热情澎湃，宣扬他对亚马逊流域部族的一片深情。“西方文明的发展，对于这一大片无辜的人则是无妄的灭顶之灾”，他说，“西方文明是我们正在享受的美好生活的创造者”，但并不是没有付出相应的代价。“首先你们在旅游中给我们看到的是把垃圾扔在人类的脸上。”他敦请旅游者不要去亚马逊流域。“请把你们油腻的纸、打不碎的香水瓶、开过的食品罐头扔在欧洲最后的旅游胜地。它们遭到彻底破坏的日子已经不远，至少在这以前，你们要尊重这些山水，让它挟着滔滔白浪，沿着玫瑰色玄武岩山腰的石级顺流而下。”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zonghexinwen/2021/0210/5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