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欧阳修书简贯通汉学人类学(3)

2006年我工作调动，从鹿儿岛大学来到了我的母校九州大学任教。2010年，我所在的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从六本松校区迁到了伊都校区。在整理办公室时，当年在鹿儿岛大学拜托中国老师帮忙复印错了的“国图本”、实为邓邦述跋本无意间映入了眼帘。于是，我随意拿起来翻看，却意外地发现，在第20卷的部分，未见到其他版本里面补充的内容。莫非邓邦述跋本就是周必大原刻本？带着多年未决的悬案终于要真相浮出水面的兴奋感，我决定针对原刻本刊行之后添加补充的内容，对天理本、宫内厅本、国图本所有153卷的内容做一次彻底的整理和确认。

通过比对我发现，第1卷至第144卷中，虽然可见周必大原刻本刊行之后添加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在今天的全集刊本中也可查找到。但在天理本的第145卷（《书简》卷二）中，我发现有一部分书简是国图本里没有的。针对这部分书简，我查找了手头的四部丛刊本、四库全书本，也查找了前面讲到的中华书局等近年来刊行的全集，都没有发现这些书简的存在。带着疑惑我继续对天理本和国图本第145卷之后的部分也进行了对比和确认，又陆陆续续出现了许多书简，这些只在天理本中出现的书简，合计有96篇。这就是新发现的96篇书简了。

韩淑婷：新发现96篇书简时，您是怎样的心情？您是如何去印证这个发现的？另外，为什么这些书简会在日本出现？

东英寿：96篇书简刚出现在眼前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困惑和惶恐。困惑是不知道该如何去理解这些书简的存在；惶恐是因为，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声名赫赫的大文人欧阳修，自古以来都备受瞩目，怎么会出现不为人知的资料？当然这种复杂的心情，很大一部分是此事出人意料。

然而，不管是要确定周必大原刻本，还是要确定这些书简是不是新发现，都需要去中国国家图书馆实地考察。该馆藏有10种南宋本《欧阳文忠公集》，不一一确认的话，是无法下结论的。就这样，在2010年暑假，我动身前往北京。本来是为了确认邓邦述跋本就是周必大原刻本而计划的实地调查，现在重点变成了弄清楚96篇书简的真相之旅。经过为期一周左右的调查，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10种南宋本《欧阳文忠公集》其中一个版本中，竟然发现了96篇书简中的36篇。最初发现96篇书简时，我的想法是它们只存在于天理本当中，所以这36篇的出现，完全颠覆了我的假设。就在有些懊恼之时，我突然转念一想，如果96篇书简真的只存在于天理本当中，反而有了日本人作伪之嫌，而国家图书馆所藏版本中这36篇的出现，不正好是这批书简流传到日本以前在中国也存在的证据吗？

为什么会出现这96篇书简，当然最根本的原因，首先是周必大原刻本中没有收录这些书简。当时南宋《欧阳文忠公集》153卷中，《居士集》50卷、《居士外集》25卷、《易童子问》3卷、《外制集》3卷等都已经见于世面，只需将它们收入全集中就好。而最后的《书简》10卷，是周必大等人在编纂全集时才首次收集整理的，在此之前并未以集子的形式存于世上。书简通常是写给个人的，发出去的书简大多只留存在收件人处，发件人处通常没有备份。因此，文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周必大等人在欧阳修作古后百年以上，想要收集到欧阳修全部的书简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其次是明代内府本《欧阳文忠公集》的刊刻问题。虽然现在不见明代内府本《欧阳文忠公集》，但查阅该系统的版本可以得知，明代刊刻的《欧阳文忠公集》，使用的底本是藏于内阁的宋代刻本，具体来说，属于国图本系统。因为在国图本中，附加了周必大原刻本之后新出的19篇书简，这19篇书简，在内府本中却被移到了本编部分。而天理本中，在上述附加的19篇书简之后，还附加了96篇书简，因此天理本是在国图本之后增补的版本，收录的书简数量更多。南宋末期，日本镰仓幕府创建金泽文库时，从中国购买了大量古籍，在当时的购书清单中可见《欧阳文忠公集》的记载，天理本就是在这时传到日本的。96篇书简的出现，恰恰说明了宋代时期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巨大影响力，而古籍得以传承于今日也再次反映了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认同。当然，镰仓幕府在当时可以买到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天理本在当时是流通于世的普通版本，并不是什么稀世珍本。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它没有受到重视，在中国没有好好保存下来，或在明代当时没有藏于内阁，因此明代编纂内府本时没有以天理本为底本。内府本《欧阳文忠公集》编纂完成之后成为了定本，以后刊刻出版的欧阳修全集都是以内府本为基准编纂的，就这样，附加于天理本的96篇书简从此被埋没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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