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长庚：2020年后，人类学者面临的挑战是迎着情(3)

研究“直销”组织：

袁长庚：其实非常偶然，最早我并不知道有这样的现象。当时我在研究跟健康相关的身体实践，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在临床环境之下看人们在医院当中的表现。那时候我的一个同学告诉我，如果你对健康或医药感兴趣，他知道有一群营养学的民间爱好者，他们非常投入，每天都在学习关于养生的各种身体实践。我一听就非常感兴趣，没想到去了才知道他们其实是一个直销组织。

我接着跟着这个团队相处了两个星期，我意识到这个组织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那些人基本上把整个人生不同阶段的方方面面，都跟他们所谓的追求某些东西绑定在了一起。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他们是特别完整的一个研究群体。于是我回到学校以后说服了导师，更改了我的研究问题。我后来在论文中用了二三十万字，只为了讲清楚一件事：在过去二三十年的社会变革中，除了经济指数起起伏伏的表现以外，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都失去了一些东西。比如说，过去计划经济制度的庇护，家族与亲朋之间的情感联络、生活的安定性、甚至失去了对一些基本道德原则的信心。这一系列人生际机遇的转折点，产生了巨大的情感力量。这个时候，直销、传销或者我们现在更喜欢说的某些“保险”之类，他们“征服”这些人的关键，就在于找到了情感的突破口。我发现一个直销团体中的10个人中，可能10个人都在赔钱，没有人在真正意义上挣到钱。但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值一提的，他们认为做这件事是为了回应自己情感上的波动。他们生活的世界需要被重新整理，这个整理的过程需要知识的学习，需要对价值观念的重新理清，需要对未来进行重新的想象。他们不是简单地被谁教育或被“洗脑”，而是和这一系列社会发展有着紧密关系。

我听闻一些学者就明确表示过，类似于“情感”、‘沟通“等都是不入流的题目。他们认为，一个真正的学者怎么可以浪费自己的生命，研究这些乱七八糟的题目？这跟学者的知识结构还没有关系，实际问题是，过去的十年间，随着国家资助体系的完善，问题意识的僵化现象可能是更重要的。在民国时期，一些老先生之所以能让社会学在中国的知识体系里面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他们掌握了自己提问题的能力。而且。他们提的问题指向的是当时中国社会中传统知识分子的盲点，比如它们看不见妇女，看不见儿童，看不见少数民族，看不见弱势群体。因此，社会学应该更贴近民众，学者的研究应该更贴近日常生活，这是社会学的中国知识在近百年的脉络中曾经拥有的生命力来源。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之前围绕社会热点事件出现了不少学术解读，包括从社会科学方法出发进行的分析。但是很多读者并不买账，他们认为虽然论证过程看似颇为科学、客观，表面上看去似乎也不带任何价值判断，但整个研究毫无“温度”可言，甚至直指这种研究“冷血”、“毫无意义”。你认为造成这种认知上的分歧的原因可能在哪里？

提到“直销”或“传销”，你遇到的人当中，可能10个人中有9个会告诉你，这个事没有商量的余地，从事这些事情的人都是坏人，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我第一次参加活动就非常震撼，容纳几千人的礼堂坐满了人，大家都在倾听演讲者的发言。那个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脑子里曾经被灌输过的刻板印象，几乎每一条都对得上。我觉得这实在太荒唐了，本来坚持了一天之后就想离开，没有必要研究这群人，这不是我关心的问题。但是后来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知道直销组织是以销售和卖货为最基本的盈利途径，但奇怪的是，他们整整两天的活动中，只字不提卖货的事情，只是讲了很多“如何处理夫妻关系”“为什么要经营美好的人生”“金钱跟财富跟未来生活之间的关系”之类的话题，但是他们只字不提如何去销售，怎么样说服别人。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他要调动这么一套复杂的话语系统，他们到底想要完成什么？

新京报：你在大学中开设了一门“身体与情感”的课程，你在这门课上主要和学生探讨什么问题？

在英文中，当我们谈到“情”，我们更通常地使用affect这个词来指代这个概念，很多中文学者把它翻译成为“情动”。这在吉尔·德勒兹等学者的体系中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词。这种新的哲学观点认为，人实际不是一个理性动物，其实我们是通过情感的反应来行动。因为我们随时随地会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各种刺激，于是我们对刺激做出了一个回应。在这个意义上，因为我们是“有情众生”，我们对外部刺激做出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就成为了我们行动的开始，是我们走向他人、走向世界的起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运用理性，或做出一些价值无涉的判断，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行动，能够产生人之所以为人的很多东西，正是因为我们有“情动”。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zonghexinwen/2022/0801/8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