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建制与话语实践:人类学视野下国际社会对(5)

来源:人类学学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2-02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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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国际社会而言,针对非洲建构出一种话语就可能拥有权力。毕竟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如果不同时预设和建构话语就不会拥有任何权力。同时,通过移动

对于国际社会而言,针对非洲建构出一种话语就可能拥有权力。毕竟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如果不同时预设和建构话语就不会拥有任何权力。同时,通过移动和交叉,话语就能够包含在非洲本土的规范秩序之中,同时又能够超越非洲本土的权力网络支配,最终使国际社会与非洲之间产生某种阶序关系。

针对非洲贫穷、落后的事实,国际社会对非洲展开了开发援助。而此番行动,本质上就是对某种话语实践的表达。这样看来,话语本身并未满足于主观层面的存在,而是追求在现实中得以兑现的实际效果。可以说,当前的国际社会并不满足于能够发展出关于非洲世界的全面理论(认识和理解),而是寄希望于能够以某种话语的方式干预非洲,并将其塑造得更好,以实现非洲发展的转型,达到对非洲进行结构性塑造的效果。这样,话语就是一种能够将某种图式投射到非洲社会共同体上的战略部署。

国际社会通过一系列的开发援助行动,便将话语转换成为重大遗迹,使得话语得到落实和体现。这样,话语之所以能够促成开发援助行动的发生,是因为无论国际社会还是非洲都已经弥漫着被结构化了的现实。毕竟,“所有的社会行动都以结构存在为前提。同时,结构也以行动的存在为前提,因为‘结构’依赖于人类行为的规则性”。

本质上,针对非洲的开发援助,是为解决非洲现实的困境及问题而发起的。通过开发援助,非洲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路径得到新的规定。这样,话语就是一种基始性的内容,其能够派生扩展它的能力范围,最终能够指称某种意愿、状态和动作,使得非洲具有某种客观形象。话语最终要表达的不仅是非洲的民众所见到的东西,而且也是国际社会要做的或执行的内容。如果说话语最终把各种开发援助行动清晰明了地展示出来的话,那仅仅是由于开发援助行动恰恰是这一话语的结果、对象或工具。话语本身显然由此而具备了内在的连续性。

可以认为,当非洲面临的内部现实被一种外在的话语所指示时,非洲的发展轨迹就不会是任意的,而是刻意的。这是因为话语能够改变、修正和确立符号,甚至设置障碍。话语关系到如何组织开发援助,获得一种涵盖和控制开发援助的权力,关系到如何给开发援助一种“秩序”的问题。并且话语由开发援助主体传向开发援助对象的轨迹,就是权力有规律运动的体现。

在话语背景下,为控制非洲,国际社会对细节的政治敏感出现了,与之相伴随的是一整套技术、方法、知识、描述、方案和数据等。这一系列话语实践,俨然是国际社会战略位置的综合效应,即推行开发援助的国家主体的位置所展示的一种效应。作为开发援助主体的国际社会就会设置一个能够使其洞察和掌握周围世界的权力机制。话语因此成为一种被占有的也是能够被行使的权力。可以说,国际社会与非洲的关系是在话语的控制下产生、牵制或变异的。这样,话语其实就是一种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涉及的对象的实践而存在的。

(二)话语实践的局限

通过开发援助,非洲的贫困现状确实得到一定的改善。有人已经通过抽样调查发现,当前的非洲“与1980年至1990年代早期相比,最近在贫困问题上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尽管非洲国家总体上落后于巴西、印度、中国和俄罗斯这一组国家,但其中许多国家的表现超过了印度。”

确实,基于国际社会的开发援助,非洲内部一种发展的欣欣向荣局面出现了,但是,“在批评家的眼中,……‘发展’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论的味道,并不比十九世纪进化论者提出的‘文明’概念强多少。因此,‘发展’将助长第一世界建立起统治第三世界的文化政治体系,从而重走上个世纪殖民扩张的老路。即便没有这些外部力量的干预,即便是建立在以国家文本的理念之上,各种发展计划也常常会加剧那些没有接受官方经济管理模式的群体的贫困。”由此看来,作为话语实践的结果,非洲发展的实质显然有待质疑。

对非洲贫穷、落后的话语认定以及全球化话语的推行,使得外界对非洲的开发援助行动获得一片自由天地,国际社会在非洲的开发援助行动就可以一种无限的方式伸展开来。但是,对开发援助实践本身还需进行审慎的透视。非洲要摆脱贫困,不是仅靠开发援助项目就能一劳永逸的。因为其他方面的因素也在阻碍着非洲的发展。比如,在非洲,“虽然收入增长被认为是减贫的主要动力,但在某些国家,不平等的作用至关重要。”又比如,有人通过研究得出,“在非洲,巫术及其与贫穷的关系问题常常被忽视”,而“巫术在刚果和整个非洲都是现实存在的,某些人由于巫术的压迫力而陷入贫困。……如果要从整体上解决贫困问题,就必须考虑贫困的所有方面,包括精神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是巫术)”。显然,这靠开发援助是难以解决的。同样,也有“实证分析表明,贫困水平的国家间差异可以通过反映人类发展不同方面的变量来解释。其中包括公共教育支出、小学入学率、女性教育入学率、卫生支出和善政支出。除与人类发展有关的因素外,其他重要的变量还有经济增长、高额外债、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流行以及内陆国家的地理劣势”。那样,就可以认为:“外国援助对非洲减贫的影响是有限的。”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202/4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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