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建制与话语实践：人类学视野下国际社会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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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非洲在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后进入到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自主进程中。但是，由于各种盘根错节因素，非洲却未能在自主进程中取得建设和发展成效。于是，国际社会针对非洲发起的开发援助便转换成为名正言顺的内容，以致于一段时间里非洲大陆再次密集扎堆着一股不亚于历史上殖民主义势力的力量。自此以后，在非洲这个流动的空间里，一些特殊的关系正在出现，一些外来的话语正在发生，一些权力的入侵正在形成。人类学作为一门在现代化进程中以发展为重的学科，能以微观视角对发生在非洲的开发援助现象给予关怀，从而对国际社会在非洲开发援助的本质和运作形式进行深入挖掘。通过对国际社会在非洲开发援助前前后后的内容展开探讨，能够获得更为丰富且深度的认识，能够提供有关非洲社会进程的更广泛理解，甚至能够充分掌握世界(非洲与国际社会)这个庞大机器的运转机制。因而，当今的人类学研究需要了解目前国际社会对非洲开发援助的责任认定和归宿问题，向占主导地位的责任发出挑战并进行探究。如同所有其他地方一样，针对非洲进行的开发行动背后同样具有一系列的结构化因素。所不同的是，由于非洲特殊历史和现实使然，以致于国际社会在非洲的开发援助过程中呈现出某种特殊性。而这一特殊性，就是某种话语的建制和实践。因而，当前关注非洲，重点需要以人类学视角来分析那些把话语与开发援助联系起来的事件、知识和系统，从而使得人类学避免杜撰一个被国际社会及科学假设轻易吞噬的虚幻的他者。可以说，当前国际社会在对非洲进行开发援助的过程中越想试图追求物质化的成效，就越是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同样，关于国际社会与非洲关系的科学也就属于心理科学。一、话语建制：开发援助的前因从抽象层面上看，话语是由头脑中的印象(观念)产生的，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又是相关观察和经验的集合，并与一定的权力紧密交织。从构成属性上看，话语是一种认识、理念，是一种对历史的复写及对现实的表达。从价值意义上看，话语能够制造文化、制造观察世界的新视角，同时也能够改变人类的社会关系。从行为趋向上看，话语具有引导性价值，不仅能够引导行为主体的行动，而且还能够引导行为对象的判断。话语一旦产生，就势必对行为实践发生引导性作用。当前，国际社会在非洲进行的开发援助，就是由某种话语引导的结果。正是在某种话语的引导下，国际社会对非洲的开发援助成为事实。显然，话语的产生，便在国际社会与非洲命运之间建立起一种深刻的关联，其不仅对国际社会在非洲的开发实践中产生引导性，而且还暴露出开发实践背后的某种话语性。毕竟人类生活无法脱离话语性，人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话语的限定。显然，话语的产生并非是空洞的，而是具有某种事实性或客观性的内容。确实，是非洲的客观现实引发了非洲的概念、制度以及社会等诸多领域的转变，而不是主观的自然生发的结果。(一) 关于非洲贫穷落后的话语非洲在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后，重新进入世界的视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该如何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再次引起世界的关注。于是，围绕非洲进行新一轮的开发援助再次成为时代焦点。在20世纪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后，非洲获得独立主权，进入到国家建设和发展的进程中，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使然，非洲未能取得相应的建设和发展成效。贫穷落后、经济低迷仍是非洲的代名词。鉴于这一情况，国际社会对非洲的认识和了解也就停留在了贫穷落后、经济低迷的层面上。以致于长期以来，随着非洲政治经济发展处于低迷不振境况的持续泛滥，“非洲被戴着近视眼镜看待，整个大陆不可救药、毫无希望。”①于是，在此番话语的引领下，国际社会对非洲的开发援助便成为顺理成章的自然事件。截至目前，“来自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非洲日益活跃，但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仍然是主要投资者。非洲的前十大投资母国中，一半是发达经济体，以英国、美国、法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仍然是非洲大陆最大的投资者；另一半是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南非和印度这3个金砖国家，反映出新兴市场的FDI地位逐渐上升的全球最新趋势。”②对于此番活跃态势，除了是国际经济趋势的必然结果之外，还是话语于其间发挥作用的体现。正是国际社会对非洲存在一个事先的话语认定，于是开发援助便转换成为名正言顺的行动。反之，如果国际社会对非洲缺乏某种特定的话语认定(认识和理解)，那么，开发援助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确实，非洲贫穷落后的事实对如何措辞起着决定作用，而措辞反过来也影响着非洲现实的走向。可以说，围绕国际社会在非洲进行的开发援助进行话语挖掘就很有启发性的内容。从来源构成上看，话语确实是基于非洲的客观现实而产生的。非洲在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后，确实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物质生活水平不高、科技水平低下、福利保障有限、气候环境恶劣、卫生健康品质不高、政治局势动荡等结构性现实问题。这样，国际社会对非洲贫穷落后的话语认定显然就是基于此番事实而出现的。这一话语认定，在形式上是主观的，但却是根植于客观实际的结果。这种背景下，话语建制就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对作为行为人的国际社会对已有的知识、认识进行主观加工，最终形成的一种表述模式。毕竟，话语建制不能脱离历史依托，否则，可信性和合理性就会弱化。可以说，尽管非洲发展滞后、经济低迷是真实的，但是关于非洲的话语(话语是一种概念和术语)却是智慧创造的产物，是一些便于交流和沟通的工具。针对非洲的话语的运用本身其实就是在表达某种行为，具有必然性、主体性和情境性。话语的产生足以说明，国际社会对非洲的情感与动机只有通过直观形式才能被人们所了解，话语正是在对非洲的事实形象化，其并非停留在对各种诠释技术的满足层面上。由此可以认为，话语所代表的事物是真实存在的，是对历史和现实具体观察的概括，但是又是行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及价值诉求的结果。纵览历史进程，可发现话语在非洲始终存在的事实。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以及后殖民主义统治时代，国际社会对非洲的话语呈现出不同特质。殖民主义时期，国际社会认为非洲愚昧、野蛮。因为“在政治和殖民的话语描述里，欧洲中心主义认为他者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其劣等性”③。后殖民主义时期，国际社会认为非洲贫穷、落后。前者缔造了西方对非洲的殖民奴役，后者缔造了国际社会的开发援助实践。可见，历史条件的变化引起了话语系统的变化，而话语系统变化的实质是思维方式的变化，其又必然引起感性经验的变化。毕竟“感性经验的变化归因于话语系统的变化”④。从产生的角度看，尽管非洲确实贫穷、落后，但是关于非洲的话语却是被国际社会建构出来的。这是因为人总是能动的并且总是在实践他们的能动性。重要的是，这也体现出个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个体把他们自己物化到特定种类的对象身上，从而使得话语总是以某种最初的认识为基础，可以无限转变(生成)表达性内容。国际社会对非洲的开发援助变成一种知识对象，与其他众多的知识对象为伍一道成就了非洲的现实，进而把各种知识和权力组合起来。显然，国际社会对非洲贫穷落后现实的表述采用了显性的动态方式：外力作用于事物，引起反应，从而导致事件发生。 可以说，国际社会正是通过表述、认识、词语、定义等将非洲与外界的关系建构出来，并将建立在个人主义、理性、经济等类似理念基础上的实践行为引入非洲国家。此番行动由此塑造了非洲与国际社会的秩序，即，国际社会作为行为主体，以及非洲作为行为对象的事实。这样，话语的作用就是在于分切、停止并凝固某一动作的过程。同时，话语并不会直接产生真正的同情和更充分的理性。对于推行话语的主体而言，是要通过制造感性经验从而达到某种目的，而由对象决定的价值性却在考量之外。一旦话语形成，就会在很长时间里形成一种凝固的认识，成为决定行动的普遍标准。也就是说，国际社会一旦对非洲产生贫穷、落后的话语认定，那么，这种话语就会如同磐石一样坚固，持久存在，容不得任何怀疑，产生持续的影响力。并且话语一旦产生，就会交汇到公共制度中，使得人们以常规的、基本可预测的方式来行事，最终使非洲的形象被持之以恒地塑造，即，非洲永远不过是贫穷、落后的对象。国际社会对非洲作出贫穷、落后的话语认定，具有一定的双关性。首先，揭示了国际社会的一种基础性意志；其次，维持了非洲的形象。在这样的背景下，话语无疑体现出了一种“综合现象”，其中个体的往往也是整体的意图。但是，对于非洲本身而言，作为思维的、认识的话语似乎在增加断裂，因为作为外来话语表述下的非洲与真实的非洲是存在差异的。事实上，非洲的历史不应该是断裂的，也不应该是关系事件的堆叠。非洲有着自身的内容结构，而这一内在结构就是能够消除事件的介入。(二) 全球化话语一直以来，当谈及之所以要对非洲进行开发援助时，人们很容易想到的就是因为非洲贫穷、落后，或者是非洲政府的民生改善愿望以及非洲民众的现实改善诉求等直观性及常规性内容。的确，这些内容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全球化及由全球化带来的合作发展，同样也是国际社会在非洲进行开发援助的动因所在。毕竟，全球化的基准体系是在限制非洲不是从自身而是从自身之外的层面来设计发展进程的。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最富戏剧色彩的是，人类并没有因为各自居住空间的殊异而将自身与外部世界分离开来。相反，人类是在跨越自身独立空间的情况下而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类开展交互往来。其中，全球化的存在，就足够表明人类打破自我生存及发展空间的必然性和现实性。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它使得人类能够产生互动，并在互动中共享符号。毕竟，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个体之间几乎所有的互动都涉及某种符号的交换。”⑤世界因之变成统一轨迹的存在内容。全球化是一种现实、一种趋势，但也是一种常识、设想、思考和计划，可视为是一种由思想的力量形成的事物。从技术层面上看，人类借助全球化话语推动事物间的关联。在全球化背景下，非洲与国际社会之间难免产生交互关系。确实，非洲具有广袤的物产及资源，而国际社会就会以提供技术、管理、资金等方式从而与非洲达成开发行动合作。由此，很显然，因为全球化话语，非洲的发展路径得到规定。非洲的现实成为服从于外部尺度的存在。对非洲的认识和理解显然不再服从于非洲历史中的那些事件和原则。全球化明显地改变了非洲社会的发展结构，对非洲的社会生产产生了超乎寻常的支配性。毕竟，在全球化话语下，“发展论兴趣的增长，给西方政府、国际金融机构和基于西方国家的援助部门提供了为‘传统的’和‘落后的’非洲社会带去极速现代化的机会”⑥。非洲的发展轨迹因此被圈定在某种“权威化”的范畴之内。全球化给非洲带来的不仅是心理认知的变化，而且是深层结构的变化。在全球化话语下，非洲与国际社会变成一个外交、经济、文化统一体，彼此间相互依赖、合作。全球化是国际社会与非洲等众多多元主体交织在一起的全球网络产物。在全球化背景下，非洲与国际社会必须相互协调合作，或在基本价值观上达成普遍共识，否则作为整体的生存局面就会受到威胁。合作势必成为非洲与国际社会走向发展的关键。无论是对国际社会而言，还是对非洲而言，全球化正在打破内部和外部、国际和国内之间的固有界限，呈现出并非单向的特质，而是国际社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与非洲的资源、物产双向流动的特质。在全球化背景下，非洲作为一个独立国度，显然并未囿于自身范围的发展，而是与国际社会展开协作。而协作作为双方之间的事项，是需要通过交换达成的。非洲具有的丰富物产资源，就成为其与外界交换的条件。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则以开发援助的行动从而成就了与非洲的交换。这样，非洲与世界就变成了像人体的各个部分一样，似乎是为了人类社会整体的利益而协同工作的部门。全球化似乎就意味着相互依赖的发展合作就是定势，非洲也势必接受全球化，并且整个非洲大陆最终都弥漫着全球化。这就能够表明话语在对对象干预的同时也通过对象而得到传播。或者，即便非洲人在反抗全球化的控制时，全球化也对他们施加了压力。经济发展的低迷、地缘政治的动乱、科技应用的有限等都会让非洲及非洲人不得不接受全球化的秩序塑造。从形式上看，基于全球化，国际社会与非洲的交互往来实现了去中心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就能使国际社会与非洲之间能够较好地达到平衡，事实上，全球化始终根植于行动主体的一侧，以至于全球化最终创造出国际社会对非洲的经济殖民以及开发行动。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对非洲的态度更多地是“表现为‘霸权的狭隘想象’，霸权想象就是吞没他者。‘抵制第三世界的他性，但又承认它们为自身发展的早期阶段，这是自相矛盾的’现象。所以西方的远见‘被视为理解他者的框架、工具或者理论’，反映出‘我们这一时期文化的强弱次序，表现出文化、见识、信仰的全部对话，并且使这些对话为现代西方及其非西方的势力服务’”⑦。当然，全球化起源于西方，又几经周折传入其他地区，包括非洲大陆，但需要注意的是，全球化经常使用双重标准，并且全球化的理念也有其局限性。这就不得不说明话语“本身就不可能不受文化的影响，也不可能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左右”⑧。并且，全球化所代表的国际秩序常常需要依赖于各个国家实体的存在而存在。没有具体的国家实体——非洲以及国际社会，全球化就难以得到充分的体现。通过国际社会针对非洲作出的开发行动，“展示了全球化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减贫潜力和巨大的希望，另一个是非洲的贫穷是如何被旨在做相反事情的结构和进程加剧和助长的。事实上，这似乎是一个共同的说法，即通过加强或抵制有利于工业化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的旧规则的改变，非洲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被边缘化了。”⑨鉴于非洲贫穷、落后的客观现实以及全球化趋势，国际社会从而对非洲采取开发援助的行动。这样，就可以说，非洲摆脱贫穷现实状况不只是事件或行动的随机安放，而更是多重话语并置作用(非洲贫穷落后以及全球化的话语)的结果。尽管多重话语之间具有某种断裂性，但也不失为是科学、知识乃至社会的跃进。同时还能发现，外界的话语如果不是密密麻麻地，至少也是相当审慎地将非洲包裹了起来。话语的出现，使得普遍意义上的非洲和个别意义上的非洲国家发生了叠合。与此，全球化话语作为跨国代码，与非洲本土社会的代码交叉和混合，最终缔造了非洲本土与超本土之间的张力。这是因为非洲与国际社会，它们作为不同的主体，除相互对立之外，也会拥有一些共同的利益。因而，在国际社会对非洲进行开发援助中，公开的冲突是不会持续的，有时候双方反倒倾向于超越他们的分歧。总之，通过对国际社会对非洲的话语认定以及全球化话语展开分析，可从不同角度理解外界对非洲的表述信息。而国际社会在非洲开发援助的行动，则使得话语转换成为表达意义、原因、目的及整体的存在，从而避免了非现实的感觉。二、话语实践：开发援助的开展非洲在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后，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建设和发展困境，不仅与非洲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初衷相违背，而且还与非洲广袤的土地及丰富的物产不符合。于是，针对非洲守着资源挨穷的发展现实，国际社会产生针对非洲资源进行开发援助的理念和行动。其中，针对非洲广袤的土地进行开发援助，一时间在非洲成为兴盛的事业。此番开发行动之所以能够产生，正是对非洲贫穷、落后话语认定以及全球化话语主导下的结果。显然，基于此番话语，非洲的“显性形象被书写刻划”，被话语“从内部加工改造，排除了显性形象的僵滞、模糊和无名。于是出现一种意义网络。意义网络驯服形象，确立形象”⑩。在此，话语如果脱离具体的社会文化形式，就无法获得公共表述；如果脱离具体的实践操作过程，就会难以实现目标、动机、意图和旨趣；如果只停留在思想和感受层面，就会丧失存在的价值，而成为一堆废弃。话语显然不能以空洞的形式存在，而需要与非洲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于是话语实践，即，国际社会针对非洲进行的开发援助一时间成为非洲走向发展突破的关键。毕竟，话语是变迁背后的动力，国际社会因此能够进行非洲开发援助实践，并塑造非洲的未来。与此，话语也因此而获得自己的厚度，将属于它自己的某种历史、某种规律和某种价值性铺展开来。(一)话语实践背后的权力国际社会围绕农业、水利、交通等对非洲进行开发援助，本质上是为某种话语在运用历程和价值延伸上备足了空间，话语作为理性的标准形式将凌驾于对象身上。于是，话语便得以实践，一种新的历史随即被缔造。从直观意义上看，开发援助行动意在治愈非洲社会的发展问题，但是由于开发援助行动是由国际社会的国家主体主导的，并以非洲为目标对象，那么，开发援助背后将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与某种主导权和统治权千丝万缕的关联性。而对于开发援助指向的对象——非洲而言，却遭遇着被新的知识方式以及权力界定的现实。结果是非洲及非洲人不再能够完全控制自身所处的世界。开发援助确实是非洲摆脱贫困的重要方式，但开发援助也会是国际社会所持有的特权标志。纵然，不同国家在非洲进行的具体开发援助行动各有不同，各国所进行的开发援助项目也各有千秋，但是所有的对非洲进行开发援助的国家都试图抓住一个不变量，即权力。而话语，正是能够为权力进行服务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话语有用，而是因为权力与话语是相互联系的。对于建制话语的一方而言，其在权力中享有主导性，受制于话语的对象却处于被动之中。那么，话语实践，就是一种权力安排。话语实践不再意味着简单的开发援助，而是一场关于权力的革命行动。话语难以识透却使人把它当作一种清晰的权力思想，从而使得非洲因为接受了国际社会的开发援助而置身于一种强制的处境之中。在这种强制背景下，话语在战略上不过变成了政治的延续，是能够控制社会的利剑。毕竟“话语是社会生活和交换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既维系着传统世界的认知方式，也维系着正在进行认知的人们之间的权力网络关系”。国际社会对非洲的开发援助项目及内容确实是丰富和多元的，这在根源上可归结为是由于话语展示出大量的素材以供人们区分、组合、寻找合理性、建立联系、构造现实等。话语无疑是一个能够对其它表现进行分切和再度组合的系统。毕竟，话语既是一种知识规则，又是一种权力技术。在话语运作的地方，就有权力的存在。话语，正是在命令、要求和利益之中产生和发展的。反过来，也可以说，权力制造了话语。话语主体、话语对象和话语形态也应该被视为权力的连带产物。权力决定了话语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对于国际社会而言，针对非洲建构出一种话语就可能拥有权力。毕竟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如果不同时预设和建构话语就不会拥有任何权力。同时，通过移动和交叉，话语就能够包含在非洲本土的规范秩序之中，同时又能够超越非洲本土的权力网络支配，最终使国际社会与非洲之间产生某种阶序关系。针对非洲贫穷、落后的事实，国际社会对非洲展开了开发援助。而此番行动，本质上就是对某种话语实践的表达。这样看来，话语本身并未满足于主观层面的存在，而是追求在现实中得以兑现的实际效果。可以说，当前的国际社会并不满足于能够发展出关于非洲世界的全面理论(认识和理解)，而是寄希望于能够以某种话语的方式干预非洲，并将其塑造得更好，以实现非洲发展的转型，达到对非洲进行结构性塑造的效果。这样，话语就是一种能够将某种图式投射到非洲社会共同体上的战略部署。国际社会通过一系列的开发援助行动，便将话语转换成为重大遗迹，使得话语得到落实和体现。这样，话语之所以能够促成开发援助行动的发生，是因为无论国际社会还是非洲都已经弥漫着被结构化了的现实。毕竟，“所有的社会行动都以结构存在为前提。同时，结构也以行动的存在为前提，因为‘结构’依赖于人类行为的规则性”。本质上，针对非洲的开发援助，是为解决非洲现实的困境及问题而发起的。通过开发援助，非洲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路径得到新的规定。这样，话语就是一种基始性的内容，其能够派生扩展它的能力范围，最终能够指称某种意愿、状态和动作，使得非洲具有某种客观形象。话语最终要表达的不仅是非洲的民众所见到的东西，而且也是国际社会要做的或执行的内容。如果说话语最终把各种开发援助行动清晰明了地展示出来的话，那仅仅是由于开发援助行动恰恰是这一话语的结果、对象或工具。话语本身显然由此而具备了内在的连续性。可以认为，当非洲面临的内部现实被一种外在的话语所指示时，非洲的发展轨迹就不会是任意的，而是刻意的。这是因为话语能够改变、修正和确立符号，甚至设置障碍。话语关系到如何组织开发援助，获得一种涵盖和控制开发援助的权力，关系到如何给开发援助一种“秩序”的问题。并且话语由开发援助主体传向开发援助对象的轨迹，就是权力有规律运动的体现。在话语背景下，为控制非洲，国际社会对细节的政治敏感出现了，与之相伴随的是一整套技术、方法、知识、描述、方案和数据等。这一系列话语实践，俨然是国际社会战略位置的综合效应，即推行开发援助的国家主体的位置所展示的一种效应。作为开发援助主体的国际社会就会设置一个能够使其洞察和掌握周围世界的权力机制。话语因此成为一种被占有的也是能够被行使的权力。可以说，国际社会与非洲的关系是在话语的控制下产生、牵制或变异的。这样，话语其实就是一种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涉及的对象的实践而存在的。(二)话语实践的局限通过开发援助，非洲的贫困现状确实得到一定的改善。有人已经通过抽样调查发现，当前的非洲“与1980年至1990年代早期相比，最近在贫困问题上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尽管非洲国家总体上落后于巴西、印度、中国和俄罗斯这一组国家，但其中许多国家的表现超过了印度。”确实，基于国际社会的开发援助，非洲内部一种发展的欣欣向荣局面出现了，但是，“在批评家的眼中，……‘发展’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论的味道，并不比十九世纪进化论者提出的‘文明’概念强多少。因此，‘发展’将助长第一世界建立起统治第三世界的文化政治体系，从而重走上个世纪殖民扩张的老路。即便没有这些外部力量的干预，即便是建立在以国家文本的理念之上，各种发展计划也常常会加剧那些没有接受官方经济管理模式的群体的贫困。”由此看来，作为话语实践的结果，非洲发展的实质显然有待质疑。对非洲贫穷、落后的话语认定以及全球化话语的推行，使得外界对非洲的开发援助行动获得一片自由天地，国际社会在非洲的开发援助行动就可以一种无限的方式伸展开来。但是，对开发援助实践本身还需进行审慎的透视。非洲要摆脱贫困，不是仅靠开发援助项目就能一劳永逸的。因为其他方面的因素也在阻碍着非洲的发展。比如，在非洲，“虽然收入增长被认为是减贫的主要动力，但在某些国家，不平等的作用至关重要。”又比如，有人通过研究得出，“在非洲，巫术及其与贫穷的关系问题常常被忽视”，而“巫术在刚果和整个非洲都是现实存在的，某些人由于巫术的压迫力而陷入贫困。……如果要从整体上解决贫困问题，就必须考虑贫困的所有方面，包括精神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是巫术)”。显然，这靠开发援助是难以解决的。同样，也有“实证分析表明，贫困水平的国家间差异可以通过反映人类发展不同方面的变量来解释。其中包括公共教育支出、小学入学率、女性教育入学率、卫生支出和善政支出。除与人类发展有关的因素外，其他重要的变量还有经济增长、高额外债、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流行以及内陆国家的地理劣势”。那样，就可以认为：“外国援助对非洲减贫的影响是有限的。”确实，“大多数非洲国家面临着政治和经济都要改革的状况。”但是，如果看不到非洲因为其他因素而导致的贫困，那么，国际社会所做的一切就是有限的。也就是说，经济贫穷落后本身不完全是非洲面临的实质性问题。一味地将非洲当作经济贫穷、落后的对象来对待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一味地把开发援助当成一种非洲必然解放的形式来试图解决非洲的贫困，也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非洲的贫穷落后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而国际社会以一种话语认定的方式对非洲采取开发援助，这对问题的解决本身来说就没有做到有的放矢，在效果上就会力有未逮。与此，国际社会通过对非洲进行开发援助，即便能够取得效益，也不过是一时的，而很少能够具有可持续性。结局就会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国际社会一旦对非洲构建出一个话语，无疑“就开始了无知，……无法再看得更远，……这些或许是……知识的地平线，却不是‘真理’”。这是因为话语本身是不能够足以呈现事物及其本质的，话语本身会分解对象的各种品质和功能，从而造成国际社会关于非洲的话语建制与非洲的客观实际之间存在着一种差距。但是，需要相信的是：错误和幻觉都终将会被社会发展规律根除。国际社会在对非洲进行开发援助的过程中，也需要看到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后的非洲，是具有自身的主体性和内生动力的。在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大陆，其实已经“开始重新建立统一的体系。这一体系内的国家通过地理位置、外交、战争和贸易相互联系。它们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但在经济和安全问题上相互依赖。联盟、组织、基础设施、贸易、投资、文化和一些其他模式都推进了这一体系的形成”，毕竟，“当一些国家不但地理位置相近，而且能在此基础上开展重要合作时，一个体系就诞生了。”与此，非洲大陆的一些国家也正在“努力摆脱对捐助者的默示承诺，并防止捐助国政府干涉其内政”。尽管一直以来开发援助不断被用于非洲，成为国际社会在非洲的一个目标，但是，非洲民众也绝不仅是被动的牺牲品，而是围绕这一目标来组织其反抗，以热情、生命对抗抽象推理，对抗冰冷和机械。毕竟非洲与国际社会作为不同群体，它们所持有的价值观，以及它们各自所追求的目标，常常表现为共同利益和对立利益的混合。不可否认的是，使非洲的历史性成为可能的，正是非洲自身的内在构成，但这一历史性却只有通过生活在非洲本土的非洲人才能变成真正的历史。对于非洲而言，国际社会确实是武器、资本和科技的提供者，但是，随着非洲人逐渐开始自给自足，外界远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毕竟，非洲的最终发展是结构性的突破而非外源性的开发援助。在整个过程中，对于建制话语的主体——国际社会而言，他们希望像实施抛光一样对话语实施中性化处理，直至使话语达到这样一种状态：话语本身的所有特殊点都被剥除，那些从属性的韵味和不确切的信息也都被清除，从而达到一种“透明化”。这样一来，话语就确确实实地被呈现在某种合法性当中，但也正是如此，话语注定只可能在它自己的历史性中被把握。国际社会寄希望于非洲通过开发援助达到发展，但是，遗憾的是，一切正如弗格森指出的那样，“就像十九世纪盛行的‘文明’概念一样，‘发展’代表的并不仅仅是一种价值观，‘发展’的概念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强势话语主导下的释译机制，通过这一机制，我们才能对世界上的贫困地区有所了解，也是通过这一机制，每天付诸铅字的大量调查报告才变得明白易懂，变得有意义。”同时，弗格森还“对进化论者笔下的发展观进行了研究，证明进化论者打着‘发展’的旗号，以不同的实践方式，不断证明并强化那种认为‘欠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得到指引的观点”。也就是说，针对非洲的开发援助不过是由那些自诩为代表人物、专门替他人说话、摒弃他人名义说话的人进行的。从开发援助本身的成效上来看，国际社会对非洲所进行的开发援助是存在缺失的。比如，“维谢格拉德国家(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也被称为V4)已正式同意将其发展政策和援助分配的重点逐步转移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然而，与他们的官方言论相反，非洲国家在援助政策中仍然没有得到高度重视。……V4政策也违背了这些国家签署的各种国际义务。官方上，一些非洲国家被列为优先国家，但实际上，它们仅仅充当遮掩真正冷漠的无花果叶子。……在大多数情况下，来自政府的官方信息与现实有很大的不同。这也表明，传统上用来解释……的许多论点不再有效，目前对非洲国家的立场更多地是缺乏战略眼光和临时制定外交政策的结果。”再比如，开发援助国对非洲实行开发援助的过程中，“无论是低息贷款还是转移支付。所有的援助都附加了某种条件，相当于巨大的负担，往往超过了可能带来的好处。捐助国经常取代受援国政府的行政机构，损害受援国政府的主权和自主权。……其后果之一是非洲大陆继续依赖外国援助，以及随之而来的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沉重负面情绪。”这些盲点的出现，通常是因为这些国家开发援助非洲时，俨然忽视了非洲的本质。同时，也是因为这些国家在针对非洲进行开发援助时，直接假定非洲发展迟缓，而无法作出独立决策，以致于这些国家强加给非洲国家沉重的经济枷锁，迫使非洲国家只能通过交换的方式来换取国际社会的开发援助，最终进入到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中。对于全球化话语，同样需要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具体地说，到17世纪中期，政治一体化的力量、经济扩张和语言同质化已经创造了这一新层次权威出现的客观条件。……非洲在前殖民主义时代的政治发展在很多重要方面不同于欧洲。所以，以一种本质上是欧洲的模式去解释独特的非洲现象，这一努力是不够充分有效的。”另外，尽管全球化展示出了一种开放和虚怀的主调，但是，全球化话语也成为强加给对象的义务和禁锢。对于非洲而言，来自于外界的话语，作为一种强加的普世，却会使得非洲的特殊有所退化，但是特殊对强加的“普世”的抵抗却可能恰恰捍卫了多元，捍卫了非洲自身的主体性。有趣的是，在全球化话语背后就能够破译出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可以认为，“非洲的现代贫困状况是一种全球现象，是世界历史社会变革进程的产物，是由全球结构的社会关系所再现的”，并且事实上，“无论是发展研究还是国际研究都没有充分强调或理论化非洲地方贫困的全球生产和再生产。”综上，以人类学的视角展开探索国际社会对非洲的开发援助，无疑能够解开各种话语与非洲社会之间的种种联系，以确定一种属于非洲的真正内在历史。而这一历史一旦得到确定，便会作为主导线索帮助非洲重振已经遭到剥蚀的本土机制。毕竟，非洲是一个多极化的地区，拥有无数独立于其他地方但又具有无限潜力的丰富资源。而国际社会对非洲展开的开发援助，却暴露出话语用来实施控制并导致的不平等性，甚至扭曲和压抑。总之，国际社会针对非洲而进行的话语建制及其实践，并非是科学分析的工具，而是试图将非洲人的政治态度争取过来的一种手段、策略、计谋或技术。未来的国际社会与非洲新关系的建构更是需要建制新方案，最终促使非洲能够真正融入到全球大家庭之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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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202/4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