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革新中国神话学的前沿发展(7)

杨利慧指出，在许多人看来，神话学也许是最保守的一门学问——神话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形式之一，在世界神话学史上，学者们对神话的研究也大多依赖古文献记录或者结合了考古学资料来进行，因此，古代典籍神话一直是神话学的核心。然而，一个毋庸置疑的社会事实却是：新兴电子技术的发展不但没有促成神话的消亡，反而造成了神话的复兴和神话主义的广泛流行，尤其是青年人越来越依赖电子媒介来了解神话传统。面对这些新涌现的社会现象，神话学显然应该加强建设，直面身边生动鲜活的社会事实，促使神话学在“向后看”的同时也能“朝当下看”。最“保守”的学问也可以最时尚。“神话主义”研究的功能与意义在于，拓宽了传统民俗学和神话学的研究领域，促使具有根深蒂固的“向后看”传统的民俗学和神话学学科实现“朝向当下”的转向。

第三，神话的本体论意义

户晓辉从哲学本体论角度指出在学界内外都极易被遮蔽的神话本质是：神话的真理远非仅是它能对抗理性与解构现代性，而且在于它对理性和现代性具有积极的建构作用。尽管现代性并不等同于理性，但理性却是现代性的旨归，神话更重要的本源在于其理性价值和普遍的存在论意义。由此造成神话研究的主流倾向：即只知道以非理性反抗非理性，却罔顾以理性来矫正并约束非理性，甚至完全忽视了神话在形式上普遍具有的理性根源和价值尺度。遗憾的是，就世界神话研究的整体格局而言，多数学者不仅把神话的理性价值和普遍的存在论意义忘在了脑后，反而仅仅把神话当作反理性和非理性的武器，由此在欧美国家和中国所造成的后果，却不尽相同。因为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和理性化尚未完成，真正的理性在中国社会还远没有像在欧美国家那样成为普遍的共识和共同的习惯，更没有成为社会制度的根基。所以，如果忽视了神话的理性价值和普遍的存在论意义，就不仅遮蔽了人与神话的理性关联，而且会仅仅停留在神话的非理性层面，仅仅用神话的非理性去解构理性。这样的倾向不仅会忽视神话在中国社会可能具有的促进理性和建构理性的重要价值，反而可能对中国社会的理性化和现代化进程造成遮蔽和阻碍。

陈连山在文章中感叹：薄弱、地位低下的中国神话根本无法为中国传统社会提供足够的自身合理性证明。一个缺少自身合理性证明的社会与文化是难以为继的，而这又跟大家公认的中国传统社会具有“超稳定结构”或超强延续性的看法不符合。中国神话在历史上长期沦为“小说家言”，甚至被冠以“怪力乱神”的恶谥。而古希腊神话在西方文化历史上发挥了极大影响，具有崇高的地位。对比之下，中国神话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由此连带中国神话学研究本身的存在价值也大打折扣。

所幸，虑虽百端，理归于一。处于尴尬境地的中国神话，存在价值被大打折扣的中国神话学，其境遇正在发生改观。任何一个人文研究领域在知识界的生成和运用与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等紧密相连。“神话”与神话学并非一个本然的、客观的研究对象等待着被揭示和展示。相反，“神话”是一个充满张力空间和阐释力度的术辞。而能规范这个术辞的力量，是潜行默运的文化结构和学术机制。在不经反省的经验领域，“神话”在可操作的学术领域内被不断专业化和固定化，大量相关知识成批复制生产。通过这本论文集的编撰，我希望说明，尽管不同学者的各自论述具体有异，甚至彼此有争鸣，但是最重要的在于：有别于先贤们攀附西方诸神系统的建构途径，这批研究者从中国的神话现象和历史语境出发，挖掘出从圣物到天/帝，从感生到帝系，从圣人到帝王，以古史为核心的中国神话话语系统如何为不同社会时期、文化制度提供了神圣性终极证明，同时也为华夏不同的政治模式提供了通往国家权力顶峰的意识形态话语。正是通过圣物象征、神圣古史和圣人先王的道德典范，正是以春秋大义、《史记》为代表的历史精神为现实的政治/伦理秩序提供了一套超越性的价值与批判源泉。不同的权力话语也可利用这套中国式神话结构，在背叛道德典范的情况下仍达成神圣性诉求，完成其世俗权力的建构。中国神话于中国历史是一种价值规范，也是一种文化基因。在魑魅魍魉横行、乾坤颠倒之时，它可能给这个民族带来灭顶之灾；在金戈铁马不休、家国危亡之际，它也能给这个民族带来希望与能量。这正是本书命名为《神话中国》的原因和诉求所在。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309/5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