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族志电影略述(2)

来源:人类学学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6-26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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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20世纪前半叶的发展进程中,没有为这一开端提供过任何一个有用的数据,或者说,并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电影。稳妥地讲,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

在20世纪前半叶的发展进程中,没有为这一开端提供过任何一个有用的数据,或者说,并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电影。稳妥地讲,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田野工作成为一种人类学的批评特质,并且选择电影作为去获取田野想象的一种工具而被广泛地接受,电影才成为田野工作中一种重要的分析工具。

在此过程中,可能最为众人所知的,也是最重要的阶段,便是由英国社会科学家及人类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和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夫妇所做的工作。他们尝试将电影、照片和文本整合在一起,①Bateson, Gregory and Mead, Margaret. 1942. Balinese Character: A photographic analysis. New York: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二人共同参与了1936-1939年在巴厘岛的田野工作,决心运用电影而非图像去解释说明田野笔记,同时也将电影作为民族志本身的一部分。他们决定让摄影机从一种“部分的”记录工具转变为一种更好的理解方式。夫妇俩使用了静态和动态的影像作为他们整体研究的部分内容,至今尚无人超越他们的研究。他们还拍摄了英尺的电影胶片,这些影像资料并不是一个分离的整体,而是作为特别关注于巴厘社会幼儿时期研究整体的一部分。为了得到全面的研究资料和数据,他们甚至到达新几内亚的Sepik河流区域,拍摄了关于雅穆特尔人的英尺的电影胶片。

他们合作撰写了两部重要著作,还共同拍摄照片并制作了七部电影,这些成果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不但呈现了电影在民族志的范畴内是如何成为民族志的,并且还是如何成为更广义上的民族志的一部分。在20世纪30年代,二人研究工作的革命性在于,他们意识到电影不应该被拍摄者建构,假如能够对没有任何干预或是尽可能地降低干预之下的行为进行认真观察,电影作为人类学的成果有可能会更加有效。这正是由他们工作的视觉元素形成的独一无二的民族志,并显示出电影不仅仅只是对文本的说明。

弗兰兹·博厄斯、爱德华·蒂克斯(E d w a rd Curtis)以及玛格丽特·米德的工作,为美国和加拿大的民族志电影得以发展建立了稳固的基础。在二战以后,新一代的人类学家和电影制作者有罗伯特·加德纳(Robert Gardner)、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蒂莫西·阿什(Timothy Asch)、阿森·巴利克西(Asen Balikci)和卡尔· 海德(Karl Heider)等,美国学术界积极建立成果丰硕且有影响力的学科。最早的革命性人物,可能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探索者是约翰·马歇尔。他是一位富家子弟,全家人在50年时间里致力于非洲卡拉哈里沙漠朱瓦西人(the Ju/’hoansi)的研究,积累了数量巨大、无与伦比的资料而成为民族学家和电影制作者。他们的电影合集内容超过二百万英尺,即250小时的16mm电影胶片素材,另外,再加上文字文本,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哈佛大学电影研究中心的基础。马歇尔也尝试将摄影机作为一种客观的方式,尽可能地避免奇风异俗,或是将西方的叙事结构强加给研究对象。以此为目的,马歇尔先驱性的拍摄技术让他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民族志电影制作者。

然而,马歇尔对田野真实性的描绘并非全部归咎于剪辑的自由运用。《猎人》(John )是他最成功的电影,随后却引发了批评。此前,像弗拉哈迪的因纽特电影一样,《猎人》也是以浪漫主义来描绘人类与恶劣自然环境的斗争而取得的胜利。电影跟随着一次长颈鹿的猎捕活动,以一次单独的猎捕为特点,实际上,影片将多次猎捕长颈鹿的素材整合剪辑为一次猎捕。这样的结构可以被视作以“民族志的真实”为基础,马歇尔本人也希望他的作品有民族志的特点,这却被认为是电影制作过程中的技术环节,而决对不是降低观众经验的真实感。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已成断言的是,电影在传递采集捕猎生活的亲密性和生动性上,包括争吵、仪式的戏剧性的紧张关系所需的治愈效果等方面,是无与伦比的。马歇尔与其合作者对于对象主体的塑造能力,既生动且真实,他们既是他的朋友也是他非常熟悉的人,宛如经验丰富且立体的个体一样,在那个时代这些都是举世无双的。

与约翰·马歇尔有关的两位人类学家兼电影制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数十年时间,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志电影方向。第一位便是罗伯特·加德纳,他曾是马歇尔早期卡拉哈里电影系列的学生助手。接着,他组织了在人类学历史上可能是最大规模的公众探险活动——哈佛—皮薄迪探险。这次探险的响亮名声不仅是由于探险工作的最终成绩,而且还因为其中的一名探险队成员的失踪和死亡,他是前美国副总统纳尔逊·克洛菲勒的儿子麦克尔·克洛菲勒。1961年,探险队到达尹利安西部的达尼人(the Dani)部落,著名的电影《死鸟》(Robert )及几部专著和论文也由此诞生。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626/6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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