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理解佤族剽牛活动(5)

另外,佤族居住的群山之中,尽是山径小道,崎岖难行,个别河道上架有竹藤小桥和独木桥,运输主要靠人背,有些地区,主要是边缘地区,也用牛、马、骡等畜力。②由于使用牛作为犁耕的动力对土地的平整程度和地形、地势都有一定要求,佤族居住在群山之中,土地主要是分布在山坡之上,这样的地理条件并不适合采用犁耕的方式耕种土地。我国著名的生态人类学家尹绍亭在最近的研究中就指出③:

贵州一些山区耕作梯田,因梯田面积太小,使用牛耕转不过身,难以操作,所以采用人力替代。又如云南大理洱海周边,20年前笔者前往调查,水田几乎都使用锄耕而不见牛耕,如果据此认为当地不知牛耕技术,尚处于犁耕前的锄耕阶段,那就大错特错了。……当问他们为何不使用犁耕,答曰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不使用犁耕了,原因很简单,饲养耕牛太麻烦,成本太高,还不如用锄头耕种。

综合上文所述的气候条件、雨量分布和佤族生活区域的地形地势条件来看,生态环境因素在强烈地制约着佤族村民使用黄牛和水牛作为生产工具的动力,黄牛和水牛对于佤族村民而言,最大的价值就是财富的象征,而不是作为劳动生产工具而存在。

(二)佤族的生产技术

除了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佤族对牛作用和价值的认识,佤族在农业生产中所拥有的技术也制约着他们对牛的作用和价值的认识。也就是斯图尔德所说的,当我们在做生态人类学分析时,必须分析用特殊的技术手段开发特殊地区中的行为模式。农业是佤族的主要生产部门,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来源。而且过去佤族的农业比较单一,以农耕为主,其他的经济活动也多依附于农耕而进行。在西盟等地,生产比较落后,水田很少,主要是刀耕火种和挖犁撒种,所以长刀等简易的生产工具最为实用。佤族在农业生产中所使用的技术,总的来看比较单一:

使用与掌握生产工具的熟练程度,视不同生产工具和不同地区而有所区别。使用最为普遍和使用时间最久的长刀,能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锄的使用时间不长,还不十分普遍,因此用起来效率不高,每人每天只能挖1/8 亩土地。有些甚至还习惯于用锄。犁的使用技术更差。因缺乏经过训练的犁牛,犁地时还需要一人牵牛,犁行之间间隔很宽,往往还不能把中间的生土盖住。边缘区的一些寨子,由于锄和犁的使用时间较长和较为普遍,使用的熟练程度和效率都较中心地区为高。①

(西盟大马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缺乏板锄和犁,自有的条锄不多,加上大部分人还不会使用耕牛,所以用人挖的地不多,用牛犁的地就更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年以来,政府无偿发放了大批板锄和犁,人挖地和牛犁地的面积就迅速扩大。1956年全寨人挖地和牛犁地已占全部旱地播种面积的3/4,1957年又扩大至4/5。②

佤族生产工具比较简单,耕种程序比较少,显得比较粗放。即使是阿佤山边缘地区的佤族在耕种水田的情况下,用工量相比善于耕种水田的周边民族傣族和汉族而言都要少。

以沧源县班洪寨为例,100 斤籽种的水田面积(约合10 亩),整地中的草木烧掉和修理田埂,需人工20 个,放水泡田需人工4 个,犁第一遍需人工20 个,牛工20 个,犁两遍需人工20 个、牛工20个,再修田埂需人工15 个,拔秧、插秧需人工35 个,中耕共需人工30 个,收割需人工25 个,脱粒需人工15 个; 此外,用于10 亩的秧田耕种护理,需人工5 个; 总计需人工189 个,牛工40 个。平均每亩水田用人工19 个,牛工4 个。③

与劳动生产程序较为简单相伴随的是,劳动力的使用率相对而言变得很低:

一个劳动力一年用在生产上的时间,一般是一百七八十天,包括各项农业生产活动及种园圃、大烟、找野菜等在内,其余时间都用在了宗教活动等上面。以马散为例,每一个劳动力,平均每年用在全寨性宗教活动,如拉木鼓、做水鬼、盖大房子和砍牛尾巴等的时间达53 天。每日出工的迟早与劳动时间的长短,一般每天上午9 时左右出工,下午6 时左右回家,出工9 小时,有的寨只有7 小时。由于田地离寨远,除去途中往返和吃饭的时间,实际劳动时间每天只有4—6 小时。①

从上文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由于阿佤山核心区的佤族农业生产技术比较简单,农业生产程序比较单一,一年只能种植一季作物,导致了没有充分掌握使用牛辅助犁耕的技术,那么黄牛和水牛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和价值就不大,进一步凸显了黄牛和水牛的消费价值。另外,即使是在使用简单的耕种技术和比较单一的耕种程序的情况下,佤族的劳动力使用率仍然是很低的,村民的闲暇时间比较多。这些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在生产劳动中没有动力将黄牛和水牛用于生产劳动,以减轻人的劳动强度和加快土地耕种速度,所饲养的黄牛和水牛最大的用途就是宰杀之后获取动物蛋白,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zonghexinwen/2020/1103/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