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理解佤族剽牛活动(6)

(三)佤族的社会支持机制

在生态环境和生产技术的限制之下,核心区域的佤族粮食生产能力变得很低:

马散的稻谷产量,水稻平均等于籽种的30 倍左右,每亩产量约300 斤; 旱谷平均为籽种的25 倍左右,每亩产量约250 斤。产量最高的永广,水稻产量平均为籽种的50 倍左右,每亩产量约500 斤;旱谷平均为籽种的25 倍左右,每亩产量约240 斤。一般是水田产量为籽种的30—40 倍,每亩产量为300—400 斤,旱地产量为籽种的15—25 倍,每亩产量为150—200 斤。②

粮食生产能力低下所带来的一个必然后果是社会成员常常会面临缺粮的困扰。在粮食产量本来就很低,再加上全年不断的宗教活动要消耗大量粮食的情况下,除了极少数富裕的佤族村民外,其他村民都面临着缺粮的困扰。在1956年时,西盟马散全寨平均每人一年缺40 天的口粮,上中等户要缺粮一两个月,贫困户要缺粮三个月。①风险与灾难是任何一个人类群体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因为它既关乎群体的生存与延续,又影响到群体在数量上的稳定与发展,任何社会都会发展出一种社会支持方式。社会支持是人们在长久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渐发展形成的一种抵御风险、共度灾难的方式,它是生态环境与文化要素的复合体。②因此,佤族频繁宗教活动中剽牛就成为一种有力的社会支持方式。

例如,岳宋佤族剽牛分肉吃的规定③:

剽牛后分牛肉的方法是:牛头留给主人,四条腿分给父母、岳父母和兄弟,杀牛多每家分一只,杀牛少则每家分一点。同姓分肋骨和屁股肉吃。凡参加者都可分一份肉吃。大人分一碗,小孩分一竹盘。

在宗教活动频繁季节分得的牛肉、猪肉等又补充了他们日常饮食中缺乏的动物蛋白,帮助缺粮的村民渡过难关,是一种社会支持方式。当牛作为财富的象征时,如果牛的所有者只是将牛据为己有,宰杀之后仅供自己消费,那么牛的主人并不能因此而获得社会中其他成员的认同,反而会因自己突出的财富遭受社会成员的嫉妒。如果是牛的主人能够慷慨地将自己的财富与村落社会中其他村民共享,帮助处于饥饿边缘徘徊的其他村民渡过难关,那么牛的主人就能因此获得其他村民的认同和赞赏。

五 结 论

在佤族传统社会中存在的大量剽牛活动表面上看起来是造成了大量的财富浪费,也阻碍了佤族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大量宗教活动中的牺牲浪费也被认为是造成佤族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但是,已有的人类学研究已经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通过某种仪式性地活动短期内集体性地消耗某种财富时,这样的活动其实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机制,也就是众多人类学家讨论过的著名的“夸富宴”。在这种财富的再分配机制中,少数富裕的社会成员为了获取他人的认同和社会地位,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积累的财富通过仪式的方式与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共享,客观上而言是缩小了贫富差距,弥合了富裕者和贫困者之间的社会裂痕,达到了社会整合的目的。

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对佤族剽牛活动中大量宰杀黄牛和水牛的看法呈现了由单纯地认为是浪费,到理解为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机制,类似于美洲印第安人的“夸富宴”。对此,笔者也表示赞同。但是,学术研究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因此,本文从著名生态人类学朱利安·斯图尔德提出的“文化生态学”分析框架出发,通过对历史民族志资料的梳理,从佤族所生存于其中的生态环境,佤族所使用的生产技术,及佤族在面临社会危机时所发展出来的社会支持制度三个维度对佤族在宗教活动中大量剽牛这种现象做出了详细解释。期望本文的解释能够加深和扩宽人们对佤族剽牛活动的理解。

*2018年度贵州财经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 贵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成果(省社科通〔2017〕 28 号); 宁夏大学部区共建民族学重大课题“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李文钢(1986—),男,云南昭通人,民族学博士,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贵州大学中国喀斯特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生态经济评论》 执行主编,主要从事民族地区农村发展研究。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zonghexinwen/2020/1103/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