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之于“人”与“人”之于“音” —— 关(2)

但是，整体而言，音乐的确不常出现在人类学著作当中。我们只能从一般人类学领域没有太多人关注的文献中看到一些——尽管这所谓的“一些”实际上也不少，但却很少看到这类文献进入人类学教科书中。②博厄斯也被认为是民族音乐学的先锋，他也写下了大量有关音乐的民族志。而我们知道，教科书的内容一定是学科的主要关怀及研究对象。因此，问题还是存在：如果不是出于人类学者对音乐的无知，那么，音乐在一般人类学中的缺位或者边缘化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此，一位美国人类学家的文章“为什么我不是一位民族音乐学者：来自人类学的观点”透露出一些端倪。[3]

这位作者认为，由于他研究的是玻利维亚的民族和音乐认同（national and musical identity），很容易被人当作一位民族音乐学家。但他强调他不是民族音乐学家：他的学位是人类学的，而且民族音乐学和人类学二者的差别其实有着比较深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关于音乐的意识形态、两门学科的历史和制度性结构以及训练的内容（pedagogical agendas）等。虽然这两门学科的学者的研究方法的许多方面有亲缘性，但仍不足以相互替代。“民族音乐学”的标签经常不经意地带有一些基本预设。在这一标签下，“音乐”成为研究对象，研究者被期待去“音乐地（musically）制作所研究区域的地图”。这种期待与确立一种“边界”（boundary）紧密联系。对此，人类学家会担忧文化被弱化为似乎仅与具体的地方绑缚在一起。而且一旦音乐成为研究对象，制作地图成为项目，一些重要的人类学和理论的问题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民族音乐学者没有这类障碍，但其学科之制度性所在（institutional affiliations）会使他们的工作超越“文化”的概念化限制。另外，民族音乐学标签往往还会意味着，研究者是个“参与着的音乐人”（a participating musician）。这一点有助于强化民族音乐学将“做音乐”（doing music）置于其他的田野参与之上，但却可能落入西方关于音乐的意识形态，如才艺、天分（giftedness）的话语窠臼中。对人类学家而言，这些概念都应经过思考而不应将之想当然地视为与生俱来的、既定的东西。

那么，如何“做音乐”呢？民族音乐学者视“音乐参与”（musical participation）如同一种特定的场域，“一种真正的参与式的参与观察”（a truly participator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4]这是借助于一种特殊的鉴赏力——太多的东西你只能通过“做”方能知道。[5]当人类学家想到民族音乐学家时，总是设想他们有某种令人敬畏的要素（the awe factor）——能拨弄某种乐器，而且在民族志经验上具有与众不同的技巧和观照。然而，尽管是音乐参与是田野工作的特别领域(realm)而惠及学者，但它却有其消极的一面。所有的田野参与形式都是不同和独一无二的，但是建构出来的“音乐参与”领域却携手一种我族中心主义意识形态（ethnocentric ideology）——音乐成了自治的空间。[6]“令人敬畏的要素”与西方社会关于音乐的意识形态有关系，并在两方面影响了人类学家对于研究音乐的态度：首先，关于民族音乐学者才艺的想象；其次，设想如果不是音乐人便无法完全理解音乐。这种情况等于认为，研究音乐还是由专业人士来进行为妥。

另一种导致绝大部分人类学家在研究中不愿意接触音乐的原因可能是：传统上“他者”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在大部分传统社会里，音乐是“嵌入”在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它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a separate sector）。在许多文化里，缺乏抽象的音乐概念，音乐总是与其他的表演形式密不可分，人类学会觉得很难将音乐独立地抽取出来进行研究。于是在文化人类学研究当中，音乐自身的作用和意义会被弱化，甚至被忽视。我想这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逻辑发展，即如果不把音乐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来对待，那就会将音乐考虑为其存在是为其他事项服务的。于是，从整体观的角度来看，对于音乐本身的探索也就没那么重要了。这应该是一些民族志里，音乐往往与其他娱乐形式，如表演、舞蹈等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和描写的原因。如此一来，浅尝辄止就在所难免。

再有一种可能性并不在于研究者自己是否对音乐内行，而在于无论面对的音乐简单或者复杂，都会觉得还是有专门研究为好。许多族群的音乐听上去简单（不少民族志提及音乐都有这样的看法），反倒使人类学家产生无所适从之感，对如何深入发掘和讨论产生困惑，会觉得还是由术有专攻者来研究更靠谱些。但这倒可能是民族音乐学诞生的条件之一。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0/1227/4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