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之于“人”与“人”之于“音” —— 关(5)

如果我们接受马林诺斯基关于文化首先满足的是人的生物性需求即衣食住行这样的基本生活欲求，那么康德所谓的高级文化的欲求也只能产生在满足基本生活欲求之后。按照马林诺斯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组织的文化构成说，精神文化——包括审美、音乐、美术之类——无疑是构成高级文化的内容。我们无法说明是否诸如美之类的问题于人类而言是否一定是客观的，但是每一个文化都有各自的看法以及与之相关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在讨论诸如美、音乐、美术之类话题时，还是应当考虑到所在文化对它们的限制。这就是说，任何这类表述都是“文化的”（cultural）。

回到“文化”的德意志语境，那么所谓文化不啻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意思。既然文化在字源上来自驯化，那么，所有的人都是文化的产品。可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我们都经过文化的熏陶，但这只是最起码的，使人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成为文化所基本期待的文化意义上的人而已。如果仅仅到了这一步那康德称之为文明的高级文化便无由产生。那么所谓高级文化又是从何而来？这只能到政治经济学里寻找答案了。简而言之，随着社会的复杂化，社会分工日益复杂，等级和阶级也随之而来。不同等级和阶级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自然出现了分叉。这样一来，不同阶级或者等级便会产生独具特点的文化。国家政权出现之后，那些在国家中占据上风的等级或者阶级的文化便会成为主导性文化。所谓主导就是所谓的“霸权”（hegemony），也就必然是一个社会里的高级文化。康德将此理解为文明是有道理的，因为文明得以成立往往与是否存在着国家政权、文字、城市、金属冶炼等联系在一起。

既然主导性文化代表的是统治者的文化，统治阶级本身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建构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边界”。统治阶层人士在行为举止上一定要体现出与被统治者的不同。于是，变得“更为文明”“更有教养”就成了带有阶级区隔和烙印的过程。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用“文明”过程来称之，就此指出了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即文明是文化的外在表达。有“教养”的举止行为是为文明，那是发自内在的东西，但在形成文明的举止行为的一开始，却是来自外在的压力。所以文明的举止行为可谓是外在压力内化（internalization）的结果。①参见：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 ——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M].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这种结果的一种体现就是羞耻感的产生。所以，按照埃利亚斯的看法，这些内在的东西来得于生活环境。按照埃利亚斯的逻辑可知，音乐体现教养。在文明过程中，人们把听音乐会和歌剧当作一种有教养的体现，与去博物馆、画廊欣赏文物、艺术品、画作一样，体现一种高雅的品味和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与态度。这对生活只是为了存活的人来说，显然是一种奢侈。后来，在中产阶级兴起的过程中，举止高雅（manner）的仪态又被中产阶层人士所仿效。在这一过程中，好的教养逐渐形成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意义上的文化资本。这种教养所形成的所谓品位（taste）成为了文化资本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人品位的好坏会对他或者她的人生产生影响，因为一旦某种品位成为特定阶层的标配，也就成为认同的维度，这就会构成个人的社会资本，这当然会对一个人的人生有所影响。①参见：Pierre :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M].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于是，在布迪厄看来，音乐修养当然是法国中产阶层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内容之一。钢琴在19 世纪开始成为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标配。中产阶级家庭经常会要求孩子接受音乐教育，学习弹奏钢琴或者其他乐器。 所以音乐在埃利亚斯意义上的文明语境里，具有了体现“文明”教化成果的重要意义。

传统中国其实也有这样一个过程，只不过它局限于文人士大夫的世界里。我们都知道，“抚琴”是文人士大夫的雅兴，与音乐在其他文明里一样，抚琴是一种教养的体现，是“文质彬彬”的具体行述（performativity）。它是文人的，不是一般大众的；它的演练和存在就是区隔和边界，不仅将自身与社会下层分开，而且也与其他职业群体——甚至文人群体中的不抚琴者——分开，从而在同好的文人间形成一种强烈的认同。而认同需要他者方得以确立与存在，所以琴也通过其行述过程中的仪式意义，建构起琴人与非琴人他者间的边界。琴人以“雅”自命，故而带有行为得体优雅的“雅”是为整个行述的核心所在，于是乎，琴人聚会论艺是为“雅集”，而琴也就转化为文明践行的一个过程。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0/1227/4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