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之于“人”与“人”之于“音” —— 关(6)

四、人类学家的贡献与民族音乐学的形成

既然在对音乐的述评和讨论中，文化与文明出现的概率也很高，那么当然会有人类学家去光顾它。虽然当代许多人类学家不太愿意，或者怯于研究音乐，但老一辈人类学家却有一些论及音乐的。这是因为传统上，民族志研究的整体观是他们对音乐有所记述，有些甚至还有专著，如博厄斯和马林诺斯基等便是。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随着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日益成熟，人类学者对于音乐的探讨却似乎走了相反的方向。其原因可能与民族音乐学在20 世纪50 年代后成为一门“事实上的”（de factor）独立学科有关系。然而，不能忘记的是，即便我们假定民族音乐学已经是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它的先驱和奠基人可都是人类学家。

可以这么认为，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都是文化人类学的“副产品”（byproduct） ，博厄斯是这两个领域的先锋之一。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中，博厄斯一直对音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通过培养他的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博厄斯奠定了民族音乐学的走向。在他早年的文章中，博厄斯呼吁年轻一代的学者们对“唱和说的艺术”（vocal and verbal arts）予以足够的关注。他说，人类学家都知道，“不存在缺乏诗歌与音乐的民族（people）或者部落，但对土著生活中这部分内容的研究几乎还没起步”。对博厄斯和他的学生而言，文化相对主义的原则非常重要，尤其在艺术、音乐、宗教这样的领域。在此，主体性（subjectivity）扮演着主要角色。早先的其他考察者经常觉得他者的音乐有种“异域”的风情，而人类学家在这样的基础上来理解音乐，即音乐对生产它的社区所具有的意义。 这样的相对主义立场支持了当地人（insider）观点的正当性，人类学家反对观察者依靠自己的文化背景来解释被研究者的音乐，认为这是一种“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相对主义原则在音乐领域里是不可替代的。在这个领域里，许多听者天真地认为，音乐结构在某种意义上比文化的其他方面更为透明，因此外来者更为容易理解它。许多人以宗教或者语言为例，认为要理解这些如果没有第一手接触是容易进行解释的，而音乐不是这样。但博厄斯则认为这种看法有误。他认为必须要细心和移情（empathy）才能完全理解音乐，即便如一位训练有素的乐者那样，能记下所听到的旋律的结构特点——基本音阶（underlying scales）或者节奏这类传统，但包括歌曲的语言和意义以及与声音结合一起的性格、情感这类深层的意涵，也得像所在社区的成员那样，历经数年的经验方能理解。[15]

博厄斯在对因纽特人的民族志研究中，记述了他们的每日生活，根据他们所唱的歌来了解他们的各种看法。他在对他的研究所做的陈述里，把音乐和语言置于中心位置。他说：“当我学了这个民族的语言时，我能理解从他们的祖先流传下来的老歌和故事。当我如同他们当中的一员与他们一起生活时，我学了他们的习惯和各种方式，我了解到了他们关于死亡和出生、他们的餐饮食物等风俗”。[16]在紧接着的另一次的民族志研究中，鉴于都具有清晰的音阶或者相似的各个相对可期的音高间隔（intervals in pitch）之间音符关系，博厄斯将因纽特歌曲错综复杂的模式结构与东印度音乐、佐治亚的诵歌（chants），甚至古典的中国音乐做了比较。[17]除了结构平行见之于这些传统之中，他认为，对因纽特歌曲的诠释应该根植于因纽特作曲家每日的生活经验当中。歌曲是用因纽特语言来唱的，只有流畅地说这种语言的人才有可能解释语言提供的另一层象征。 博厄斯还是最先指出歌曲的意义被表演它们的环境（setting）所型塑的学者之一。[18]

除了研究过因纽特人音乐的之外，博厄斯对美洲原住民的音乐也有所研究，并形成了自己对所谓“原始音乐”（primitive music）的认识。虽然他和他的学生们收集了许多美洲原住民的音乐资料，但博厄斯依然认为：

目前我们关于原始音乐的知识尚不足以划分精准的音乐区域(definite musical areas)，但足以证明其他的文化特色，我们可以了解一系列音乐区域，每一个区域都被共同的基本特质所刻画。东西伯利亚民歌狭窄曲调的界限；平原印第安人一系列下降的基调里，伴随着不断重复的母题的下落节奏；黑人音乐中轮流吟唱——就是这样的例子。[19]343-344

而人类学家所特具的比较视野使他发现， 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大陆的民间音乐有不少雷同之处（例如在墨西哥发现的一首民谣其原型是德国军歌）。博厄斯强调这是因为文化事项之传播（diffusion）和采借（adaption）的结果。[19]344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0/1227/4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