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阈下凉山彝区现代道路建设及其意义探(2)

二、乐西公路：道路建设与民族国家建构

杜赞奇认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具有明确边界和疆域的政治实体[11]。民族国家构建这一过程包括了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两个维度，“国家建构”主要表现为政权的官僚化、渗透化、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而“民族形成”则主要体现为公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可、参与、承担义务及忠诚[12]2。两者并非同时进行，但又不是孤立存在，两者之间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民族国家建构的目标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民族国家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须经由大众传播媒介、教育体系、行政管制等手段，甚至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13]。清末民初，中国历史发生千年未有之大变动，“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民族国家的建构阶段，这一时期“中华民国”共同体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民族意识，并强化了国家观念。郝时远则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4]1

根据安德森的民族国家观，民族是实体化的，同时也是可以想象和建构的，民国时期“中华民国”共同体的建构不仅需要整合主流民族的思想观念，也要重视少数民族的认同整合。那么在这一时期，文化和地理均处于边缘的凉山彝族是以怎样的方式整合到“中华民国”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中？民国政府又借助哪些载体在凉山彝区实现了权力和物质的嵌入？少数民族边远地区的民族国家建构又呈现了怎样的特殊性？周恩宇在研究黔滇驿道时指出“民族地区的‘国家化’过程往往与国家道路的修筑关系密切，甚至道路的修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15]。王田同样认为成阿（成都至阿坝）公路的修筑使得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与机制渐次深入西北少数民族边缘区域[16]。近代公路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具有调和并塑造经济性质、生活方式、文化流向的意义，其建设与使用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并通过其强大的中介能力展现着国家的意志，实践着国家的权力[17]。

由于地势险恶，山高水险，夷汉②关系复杂，新中国成立以前外人很难深入凉山彝族腹心地③，故西方人称其为“独立倮倮（Independent Lolos）区域”④。由于凉山彝区地处边区，远离内地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一直以来未受到王朝国家的足够重视，在民国以前国家权力并未真正深入凉山彝区。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退据西南，自此西南由边防要地变为抗战大后方，地处西南交通要道的西康一时成为全国的焦点。西康地区进可为西藏后援，退可为四川屏障，左右则能与青、滇策应，西康的战略价值不言而喻。由于当时粤汉铁路被切断，抢修四川通往缅甸国际公路的川滇西路成为国民政府的紧要任务。为了运送战时国际物资、开发边区并拓取资源，以及实现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西康的政治博弈，国民政府在1939年1月建立西康省后，于当年4 月份命令交通部勘测筹备修建乐西公路，并于同年8月在乐山成立工程处，正式开始修筑乐西公路。乐西公路自乐山起，经峨眉、高桥、金口河、富林、农场、石棉、拖乌、大桥、冕宁、泸沽，至西昌岗窑止，与西祥公路（西昌至云南祥云）连通，全场525公里，其中凉山州境内149公里。

乐西公路的修筑是一项非常巨大的工程，特别是在工具材料、食粮、民工等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施工任务实属不易。全程蓑衣岭到乐山部分由四川负责，蓑衣岭到西昌部分由西康负责。由于西康负责部分沿线不仅修筑条件艰苦、任务艰巨，而且民族关系复杂，刘文辉和张笃伦⑤协商后，为加快工程进度，决定征调政府所能控制的边民（少数民族）承担土方工程，并在西昌到石棉一段设立“乐西公路边民筑路队南段督修司令部”[18]92，由擅长处理“彝务”问题的邓秀廷担任司令。乐西公路修筑期间，为提高效率，国民政府征调7 000余名彝民工[19]2044，并对其进行培训。张笃伦曾亲自培训边民，为提高彝族民工的积极性，他非常注意措辞，如“边民聪明才智不弱于我们（汉族），其弱在于所入环境所受教育。”[18]94与此同时，筑路极大增加了彝族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国家形象深入人心，地方精英岭光电曾在公路修筑开工初司令部干部会议上做了热情澎湃的发言：“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已受到中央的平等待遇。该尽到爱民族爱国家，拥护中央的天职，尤其我们是受到中央委托的人，该圆满完成所负的责任。现在日寇深入，企图灭我中华，毁我国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战，流血牺牲，我们没有上前线已是惭愧，仅在后方修路，能不完成筑路任务吗？修路是与其他族人一同筑的，谁有成绩谁光荣，我们能落人之后吗？”[18]98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118/4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