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正义向度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2)

新时代爱国主义不仅肯定了因民族文化而生发出的民族自信，更蕴含着互谅互信互鉴的文明观。中华文明是迄今为止从未断裂并一直延续发展的一个文明，我们有充分的自信肯定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坚信民族文化的价值。但这种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并不是否定文明的相异性或是质疑其他文明的合理性与进步性。亨廷顿就曾将“文明的冲突”视为“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7]137。然而，人类文明正因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要摒弃意识形态争论、跨越文明冲突陷阱。我们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8]8。这种文明观打破了建立在资本主义文明之上的一元论，也不是同一性基础上的抽象普遍主义，而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在文明多样性前提下的平等对话。这种理念下的爱国主义才是具有合理性与正义性的。

二、家国情怀与人文关怀的统一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对祖国、对同胞的爱国主义情感并没有因国家民族的界限而隔绝在某一区域。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有着深厚天下情怀的民族，中国古代既有精忠报国的爱国之志，也有天下为公的大爱情怀。而新时代爱国主义对祖国和人民的爱与对全人类的人文关怀能够统一的关键就在于，现存的国家是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的。也只有从争取人类解放的观点出发，才能判断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的合理性与正义性。

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本质是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不同于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国家的爱国主义，新时代爱国主义是与人民在一起的真正的爱国主义。无产阶级国家维护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因而，国家是属于人民的国家，是值得人民热爱的祖国。在马克思看来，当工人处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国家时，这个国家只不过是资本家进行剥削和压迫的工具，国家只属于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祖国，“工人没有祖国”[9]50。资本主义国家的爱国主义的正义性就异化为对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秩序合理性的辩护，其爱国主义伦理价值背后是资产阶级对国家的把控下的“公民”与“国家”的分离。一旦被压迫者奋起反抗，“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10]17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体现。”[4]爱国主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样才能保证新时代爱国主义始终围绕实现民族富强、人民幸福而展开。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本质具有逻辑必然性、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必要性。历史证明，在中国，爱国主义与改良主义、资本主义等的结合并没有实现爱国主义的目标，也未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命运。与之相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并成为了国家主人。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是每一名中华儿女自身的选择。因而，新时代爱国主义不仅仅是基于地域和血缘的联系，也不仅仅是对文化的归属感与自豪感，而是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对政党和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和热爱。

无产阶级国家所代表的必定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从长远看是为了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人类的利益。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9]44。因而，新时代爱国主义既主张维护民族的自决权、国家利益，又主张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与无产阶级的联合，主张热爱一切拥护和平、愿同中国携手发展的友好国家和民族。这种人类关怀同样也是中华民族仁爱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而资产阶级国家所谓的爱国主义是在资本利润的驱使下不惜实行殖民主义、牺牲他民族利益，从而加剧了世界性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最终与爱国主义“断然决裂”了。这种失去了仁爱价值的异化了的爱国主义最终会蜕变为阶级掠夺的政治工具。

新时代爱国主义是在争取自身权益的同时，强调互利共赢、共享和平、共同发展。面对新冠疫情，中华民族炽热而深沉的爱国情怀凝聚起了团结抗疫的伟力，并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下了“封城”的决心，为国际防控赢得了时间。全球疫情蔓延，中国还向世界各国伸出援手，一支支专家队伍踏上异国之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全球疫情控制住了，才能守护好文明共同的家园。中国人民用实际行动告诉世界，中国愿同世界人民共战病毒，共克时艰，中国人民用新时代爱国主义谱写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而那种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利己主义、为了一国私利不惜搞乱一个地区或世界的国家利己主义，往往使得一个民族无视道义的堕落而“实行一整套最恶毒的利己主义计划”[11]23，从而导致国家间利益矛盾的加深和世界范围内的道德缺失。而基于现实主义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则完全是利己的，甚至是损人利己的。然而这种过于狭隘的爱国主义往往使其看不到整体性的国际环境给国家地区利益带来的影响，割裂了利益的国家性与世界性，更割裂了利益与道义的关系。“我们今天正生活于互相依赖的世界中”[12]175，他者绝不仅仅是促进个体幸福的工具，类似于提出救生艇理论的加勒特·哈丁式的利己主义，只是将贫穷国排除在外的富国作为受益者。而爱国主义对和平、对正义的追求则是普遍的，正如汉斯·昆所指出的，对“生活方向、生活价值、生活规范、生活态度以及生活意义所承担的义务”应该是“超越民族、超越文化的”[13]37。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14]同样的，只有爱人爱己、利己利人，才是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爱国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反映了幸福理念就是“共同快乐、共同幸福”，而“利”则应该是互利共赢，我们不仅不“唯利是图”，“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15]。因而，利不是与义相对立的私利，而具有长远性和全局性的利是“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是“公利”，是人民大众、中华民族、全人类的利益。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629/6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