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立法思想(5)

国家动用公权力介入私人的社会交往，需要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并需要设置明确的法律依据。“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就是一个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⑦例如在《民法典》物权编有关征收的规定中则明确，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动用国家公权力去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组织、个人的房屋以及其他不动产。

关于国家必须出场的时候不得缺位，在《民法典》中也有多处体现。在特定情形下，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等，都是国家服务于人民，关键时刻必须出场的具体例证。如果监护人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监护职责，严重损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民政部门可以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撤销监护人的监护资格。民政部门的行动，就是在动用国家公权力积极主动地保障那些应受法律特别保护的弱势群体的利益。此外，高空抛物致人损害中，确定明确的加害人往往相当困难，《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明确要求公安等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这也表明为了维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国家在需要为民事主体提供服务和帮助时，必须出场，不能缺位。

五、《民法典》如何看待人类

《民法典》相对于《民法通则》，在概念的使用上有一个重要的改变，那就是在民事主体的指称上，《民法通则》使用了“公民”或者“公民(自然人)”的表述，而《民法典》自始至终使用的都是“自然人”。一般来讲，公民是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而自然人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是指作为物种的“类”的人。《民法典》没有使用“公民”或者“公民(自然人)”，而是直接使用“自然人”，这是因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都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部《民法典》，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实施民事活动不仅限于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还包括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民法典》对人类的看法，由此可见端倪。当然，《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会在《民法典》之外就自然人的民法适用发挥更为具体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民法典》总则编第1条规定，《民法典》是依据《宪法》制定的。而我国《宪法》已经郑重地承诺要致力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民法典》当然要服从并服务于致力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因此，《民法典》对自然人所确立的法律调整规则中包含着对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系列构想，反映出中国人站在21世纪第二个和第三个十年的交汇期所表达的对人类的看法，其中蕴含着诸多对人类社会的共识，这对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讲，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当有一天，人不再以肤色、以民族、以国籍、以信仰来进行区分的时候，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完成的那一天。对于《民法典》每一个条文所进行的法律解释，都应该尽可能地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去把握它的含义，做出相应的解答。

六、《民法典》如何看待自然

在人类所面对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中，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自然。在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和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以及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一系列民事基本法和单行民事法律中，人和自然的关系，就是主体和客体、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改造者和被改造者之间的关系。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中国人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和第三个十年的交汇期的时候，对自然的看法理当有所改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⑧其所表达的就是当下中国人对自然的看法。这种对自然的看法，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深厚的根基。在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四境界说中⑨，最低一个层次的人生境界是自然境界，这是一个对人生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的境界，人只是顺着本能或风俗习惯做事；再高一个层次的是功利境界，这是一个对人生有所觉，认识到应满足自我需要的一种人生境界；更高一个层次的是道德境界，人了解到社会的存在，意识到其是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有这种觉解，他就会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说，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道德境界是一个脱离了“小我”，开始关注“大我”的境界，从爱自己变成还要去爱别人，但是，冯友兰先生告诉我们，中国人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不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而是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人和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境界，是人和自然相伴相生、互为伙伴的境界，是一种不仅强调代际正义，而且强调种际正义的境界。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629/7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