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为少年中国点种(2)

“陈独秀年纪大一些，对于北京大学学生来说是长辈。李大钊比这些学生只大10岁左右，和他们更加合得来，共同语言比较多。”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告诉记者。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7年11月，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我们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李大钊曾这样回忆。

他缘何对十月革命如此敏感?“李大钊1913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早稻田大学留有他的一份成绩单，其中有的科目不及格，像刑法。他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上学时就学过，到早稻田大学后精力没放在上面。西方古典经济学原著研究科目分数最高——87分。”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秘书长侯且岸告诉记者，李大钊接触马克思主义是从经济学入手的。“章士钊之所以看上李大钊，邀他为《甲寅》撰稿，就是因为李大钊1914年写的一篇关于物价与购买力的文章。章士钊觉得这篇文章有新意，逻辑严谨。要知道，章士钊早年到英国学过逻辑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经济学。在日本接触到经济学，有助于李大钊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东方，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的国家是日本，那是在19世纪末。这种学说当时在晚清是不可能流传的。”侯且岸说。与李大钊同时期在日本留学的高一涵曾回忆：“那时，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博士已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日文，河上肇博士本人也有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著作。守常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河上肇博士的著作。1917年，十月革命的消息不断传来，守常又认识俄国的外交人员。同时，布哈林的著作《共产主义ABC》的英文译本也有了。种种因素，加深了守常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认识。”

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很多人对其持观望、怀疑态度。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在《言治》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文章针对来自不同方面对于十月革命的指责和疑虑，对比了18世纪法国革命和20世纪俄国革命的不同，认为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时代精神不同，革命性质自异，不可同日而语。“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的精神。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文章进一步指出，法国革命所代表的时代已经过去，只有俄国革命才代表了整个世界一种新的向上的力量。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当德国投降的消息传到北京，北京大学等院校于14、15、16日放假三天。为庆祝协约国胜利，北京大学师生在天安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讲演大会。当时的讲演者大都按照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调子，宣传协约国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此前，东单有一座克林德碑，是以八国联军侵华时一名德国外交官的名字命名的，后来被国人看作耻辱的象征。一战胜利后，人们把克林德碑改为“公理战胜”碑，还把它从东单移至中央公园。

这次讲演大会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表《劳工神圣》演说，北京大学教授胡适说：“这一次协约国所以能大胜，全靠美国的帮助。”只有李大钊不同一般，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了全世界的庶民庆祝。”“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而俄国等国的无产阶级“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与此同时，李大钊还发表了《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明确宣称一战的结局“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1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上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的功业，“是马客士（马克思）的功业”。他大胆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20年3月，李大钊（右一）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左二）、教授蒋梦麟（左一）、胡适合影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629/7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