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为少年中国点种(4)

来源:人类学学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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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分子的讨论也越来越激烈。李大钊之子李葆华曾回忆说:“1919年夏天,我跟随父亲到昌黎五峰山去度暑假。父亲这次来五峰山,正值五四运动后不久

知识分子的讨论也越来越激烈。李大钊之子李葆华曾回忆说:“1919年夏天,我跟随父亲到昌黎五峰山去度暑假。父亲这次来五峰山,正值五四运动后不久。行前,父亲看到了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的反动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中鼓吹所谓点点滴滴改良,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都能谈的事情’,提倡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胡适的这种公开挑战,激起父亲的无比愤慨。到五峰山以后,他便写了一篇题为《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这篇战斗檄文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父亲在这篇文章里公开宣布:‘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他批驳了包括修正主义在内的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指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不应把‘主义’变成纸上空谈。”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把这次‘问题与主义之争’看作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之间的一场‘论战’。这是不准确的。”侯且岸告诉记者,“在胡适看来,当时‘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的是什么东西’。他所说的‘阿猫阿狗’不是指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指当时的安福系反动军阀王揖唐一类的人。1918年8月,安福系以非法手段操纵国会选举,在全部议员的400多人中,安福系即占380余人,王揖唐为众议院议长。王揖唐之流却也在假惺惺地谈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李大钊在与胡适的讨论中,特别意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殊重要性,同时也说服胡适,在宣传主义的过程中,滥用主义的危险固然存在,却不要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胡适很感谢李大钊,后来正是胡适当轮值编辑时,把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实际上,两人的共识大于分歧。”

“胡适和李大钊虽然有争论,但那不是政治上的分野、斗争。李大钊是个持重的长者,不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和胡适的私人关系也很好。他1927年在苏联大使馆被张作霖杀害后,好多人也担心被害,躲避不及,但胡适牵头处理了李大钊的后事。”石仲泉告诉记者。

为革命“点种”

据李大钊家乡的亲戚赵云奇回忆,1918年夏,李大钊回到家乡河北乐亭度暑假。赵云奇问他:“三姐夫!你在北京倒是干啥呀?”李大钊浅浅一笑说:“点种。”赵云奇对这个回答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继续问:“庄稼人种地要点种,你点什么种?”李大钊说:“你是个商人,是不懂我点的什么种的。”赵云奇后来才明白,三姐夫点的种子,“是革命的种,共产主义的种”。

1918年10月,毛泽东经老师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做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负责登记新到报刊和来阅览人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他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还在天安门广场听到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演说,逐步放弃了他原来赞成的无政府主义主张。他曾于1936年在延安向斯诺回忆道:“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1920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1949年3月,毛泽东由西柏坡北上进京途中又讲道:“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依据的是英文、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其中的英文版就是李大钊通过陈独秀借给他的。“《资本论》也是在李大钊的鼓励下,由我祖父侯外庐从德文原版开始系统翻译。为求准确,李大钊还把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经济学教授陈瀚笙介绍给我祖父。”侯且岸说。

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主张把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起来。《新青年》《每周评论》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李大钊认为还不够。他与王光祈等人商量,决定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在1919年6月30日的筹备会上,大家推举王光祈为筹备处主任,李大钊为编辑部主任。会议商定了4条规约:“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第二天,学会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根据李大钊等人的提议,将学会的宗旨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沈泽民、黄日葵、恽代英、高君宇、赵世炎、蔡和森、李达、杨贤江、缪伯英、许德珩、田汉、朱自清等来自各个领域的进步青年,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当时在北京,唯有李大钊有可能联系各种社团和派别,形成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因为他的个性之温和且极富耐心,都非常人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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