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为少年中国点种(5)

1919年9月21日，即周恩来发起组织的天津觉悟社成立5天后，李大钊应邀前往天津给予指导。上午，他做了关于国际形势的讲演。下午，他与觉悟社成员座谈，对这个被称为“天津小明星”的组织打破封建隔阂，男女同学合作，组织起来，表示非常赞许，嘱咐他们要好好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刊物上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当时的觉悟社社员谌小岑后来回忆道：“他走后，我们都传诵了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几篇文章，特别是《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战后之妇人问题》这三篇，后来又读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大家第一次从李大钊先生的文章中接触到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先生那次来觉悟社，使多数社员同他发生了关系，也就是通过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

正如毛泽东所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建党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石仲泉说。

据罗章龙回忆，陈独秀1919年6月在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时被捕入狱后，李大钊“嘱咐我们要以全力营救他出狱。经多方设法，花了很大力量，历时数月独秀才被释放。独秀从狱中出来后，思想更激进了，革命意志更坚定了。我们通过营救活动，彼此也更团结了，逐渐形成了一股政治上的力量。独秀先生虽是从监狱出来，但他的处境仍是很危险的。守常先生和我们，考虑到仲甫先生的安全，决定由守常先生护送他出京。”

鲁迅曾回忆：“他（李大钊）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这次护送陈独秀出京，李大钊就是扮作了一名下乡收账的商人。1920年初，两人秘密出发了。他们雇了一辆骡车，李大钊坐在骡车外面的车把上，陈独秀坐在车里面。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唯恐暴露其安徽口音。到天津后，陈独秀又坐船去了上海。两人在路上商量了建党的问题。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便始于此。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是李大钊牺牲之后，高一涵在一次纪念李大钊的会议上讲的，这以后慢慢就传开了。后来大家说这是孤证，只有他这么讲，其他人也没有明确的说法，当时报纸上也没这么说。但更多的学者觉得‘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可信度比较高，现在也成了定论了。”石仲泉说，“陈独秀锋芒毕露，勇于冲锋陷阵，革命家的气质、感染力比李大钊要强。上海知识青年比较多，活动余地大一些，陈独秀搞得生龙活虎。李大钊很尊重他，好多事让他牵头。”

1920年春，俄共（布）鉴于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广泛传播，随即派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到中国了解情况。他到北京后找到李大钊，并向李大钊提出关于建党的问题，李大钊很赞同他的见解，并向他说明陈独秀去年曾被捕，不便回京与他见面，而且陈独秀在上海联络的人多一些，力量比北京强，建议维经斯基到上海与陈独秀商谈。于是，维经斯基就带着李大钊给陈独秀的信去了上海。在维经斯基的推动下，陈独秀开始筹划建立党的早期组织。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陈独秀为书记。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李大钊为书记。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先后建立起来。

不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迎来了一名特殊的新成员——林伯渠。他早在1905年追随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1915年，李大钊、林伯渠在日本分别组织了反袁团体中华学会、乙卯学会。第二年，两团体合并为神州学会，李大钊为评议长，林伯渠为干事，之后两人回国。“约在1918年3、4月，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的启发。”1920年秋，李大钊给林伯渠写信，介绍了新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有关情况，并介绍他去会见陈独秀，作“主义”上的深谈。与陈独秀多次交谈后，林伯渠决心献身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他后来回忆道：“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这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林伯渠在上海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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