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为少年中国点种(3)

把《新青年》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加深入了。

“五四运动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我们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是欺骗警察。他们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与马尔克斯混淆），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高一涵回忆道。

当时，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北洋政府的卖国活动，反对大小军阀之间为争权夺利展开的内战。标榜“不谈政治”的《新青年》已无法满足这种现实斗争的需要。1918年12月22日，李大钊和陈独秀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一次，陈独秀来到李守常同志的办公室，当时我也在。我们三人谈起当前政治斗争的形势，须出一个刊物，与《新青年》配合，互相补充，密切适应政治斗争进行宣传鼓动，最后便商定再办一个周刊，即《每周评论》。初办时，集稿校印等具体工作，完全是由守常和我负实际责任。有一次，即是在印第四期的时候，不知怎的，本来是印五号字的，印刷所擅自排了四号字。等我们去校对时发现了，对此守常同志曾大闹一阵。此虽小事，也可看出他的认真不苟来。”张申府回忆道。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后，群情激昂。1919年5月4日，北京14所大专院校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并在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北京的爱国行动得到各地响应。李大钊派邓中夏等到各大城市进行宣传和联络。为指导运动的发展，李大钊于5月18日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写道，不仅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单是打死几个卖国贼、开几个公民大会解决不了问题，而要改造强盗世界，实行民族自决。

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也出版了。这期杂志由李大钊担任轮值编辑。他把这期杂志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发表了他精心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专号还刊发了顾孟余的《马克思学说》、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周作人的译作《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及转载自其他报刊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奋斗的生涯》等文章。鲁迅的著名小说《药》也刊登在专号上。鲁迅称李大钊是“革命的先驱者”，自己是“听将令”的“小兵”：“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李大钊说：“我们见面虽不多，但他（鲁迅）和我却很能‘默契’。他善于‘忘我’，在这错综复杂的社会中，真是不可多得的好战友。”

连同当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刊登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李大钊首次在我国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他写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无论赞否马氏别的学说的人，对于此点，都该首肯。”“我们现在讲党员要不忘初心，这篇两万多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初心之作，也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侯且岸说。

问题与主义之争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强继续在中国享有“势力范围”和特权，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苏俄则改变了对外政策。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俄罗斯劳农政府致中国国民、西南政府及北京政府通告》，提出废除沙皇政府与中国签订的所有秘密条约及其他不平等条约，无偿放弃俄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和利益。

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本身不带有社会主义性质，但它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本质，使进步知识分子打破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加上眼见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真正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兴趣。1919年，出版业迅速发展，满足了这种需求。蒋梦麟在1919年底时写道：“自从5月以后，大约有350种周报出版，都是学生和同情学生的人士主编的。这些周报通常印在一张大纸上，有半张日报那样大，中间折起来，变成4页。”例如，1919年7月15日，李大钊编辑的《少年中国》在北京创刊；7月中旬，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7月下旬，周恩来在天津编辑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这些刊物都有宣传社会主义的内容。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629/7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