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以人治人的当代阐释(3)

对“以人治人”的这种理解也可以从后来朱熹的解读中得到支持。朱熹在对上述章句进行解释时说：“若以人治人，则所以为人之道，各在当人之身，初无彼此之别。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盖责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远人以为道也。”(《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句，千百年来大多被误解为，以对方的方法反过来对付对方。其实，朱熹讲得很清楚，君子以人治人，就是要以被治理者的“所能知能行”为基础，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则来治理他们，而不能一味地按照治理者自己的法则来强推。正如牟宗三所谓“顺存在的生命个体所固有之人性人情、人道而成全之，非以外在于人之主义或概念而硬加于民也”，认为“此中所含精神是‘让开散开，物各付物’之精神，所含原则是‘就个体而顺成’之原则”[3]，诚哉斯言！

可见，儒家关于“君子以人治人”的核心洞见在于：治理之道不能脱离被治理者的现实，要承认和尊重被治理者的具体情况，以他们所能知能行的实际来进行治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指出，人们活动既有内在尺度，也有外在尺度。就治理而言，我们也可以说，仅仅按照治理者的内在尺度去治理是行不通的，还必须懂得按照被治理者——对治理者而言就是外在尺度了——来治理，尽管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道”“初无彼此之别”——而这恰恰为治理者理解被治理者提供了基础。

在西方，近代启蒙以来占核心地位的是主体的、普遍的、同一性的理性，是“为世界立法”的、人的内在尺度，立基于此的现代化也就体现为西方宰制性的理性化、格式化。只有经由后现代性的批判，才使得边缘、特殊、多样性的价值凸显出来，换而言之，就是内在尺度被多样化，作为复数的内在尺度之间则表现为互为他者的、彼此的外在尺度，在承认与尊重“他者”的基础上逐步确认了一种交往方法的正当性、合理性。其实，在哲学之外，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的发展，已逐步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其厘定的思想方法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广泛的启发甚至是革命性的意义。从对于我们研究“现实的人”来说，至少有这么几条很有借鉴意义：人是文化多样性的存在；要聚焦和照亮非中心、非精英的群体，对在主流话语中以抽象面目、匿名方式出现的“大众”展开分层分类分群的细致研究；关注和解放本土性或地方性的知识，发现和读懂那些被遮蔽的话语；注重基于经验事实进行客观描述，在真正的生活实践中理解和把握活生生的人；坚持行动者取向的主位观点，真正站在大众或所研究群体的立场思考问题，而不是代替他们思考；凸显文化的主体间性[4]。从治理的角度来说，这与“以人治人”是内在共鸣的，也可以说是“以人治人”的“其人之道”的现代细化。或者说，当代“以人治人”的治理观其实就意味着一种自觉的人类学视野和方法。直接地说，在今天，有效的治理一定是基于“现实的人”的人类学特征进行的精准治理，这正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以人治人”。

三

当我们自觉地从“以人治人”或人类学的视角来审视当代中国治理问题时，就能充分领悟到“其人之道”所在，其中有四点尤其值得注意。

(一)分众化的趣味和利益

进入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极端精微化发展，不仅导致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也使得人们的生活世界日益分崩离析。无论是工作的领域、专业，还是生活的空间、时间，不仅高度碎片化，而且在表面相关之下存在深深的锁闭。与此相关，人们的趣味和利益日益毛细化、分隔化，趣味和利益共同体日益不再表现为可通约的、同质性的“大众”，而是众多彼此区隔的小众。作为泛称的人民、群众、大众的内涵因为内部的高度异质化而正在销蚀，拒绝“被代表”也往往成为一种基本的态度，基于趣味和利益不同造成的矛盾、冲突成为社会矛盾的基本层面。因此，当我们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时候，一旦将其中的“人民”进行“小众”的理解，马上就会发现，更为根本的矛盾是不同群体、个人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近年来各地频繁发生的“邻避效应”(人们反对在自家附近建设有可能损害身体健康、环境质量、资产价值的设施，如化工厂、核电站、垃圾场、殡仪馆等)和一些大城市疏解外来务工人员引发的矛盾正是这样的“美美”冲突。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730/7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