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以人治人的当代阐释(5)

(三)寻找公共善或横向理性是当代政治治理的要害

当代人们的人类学存在状态表明，公共政治生活越来越首先是一个文化公共性的问题，即在一个多元、差异的时代如何获得一种公共善、公共正义的问题，而日益不再是以往追求普遍、永恒的善和正义的问题。或者说，当今时代的政治哲学难题是既要基于又要超越“谁之正义”，在诸善之间寻找重叠共识，在多元的合理理性之间寻找横向理性。例如，前已所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一个“谁”的美好生活问题，各自的美好生活之间往往是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仅要使发展平衡起来、充分起来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且更需要寻找众多相互冲突、作为复数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公分母、最大公约数。

(四)注重公共性批判和建立反思性机制

“以人治人”和人类学方法、视野所凸显的主体间性就意味着一种平等的共在关系，但不能因此而导致一种简单追求政治正确的民粹主义，即前述的把“私意”之和的“众意”当作“公意”。如何才能尽量达到公意以维护大家的公共利益呢？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而只有一种不断历史生成的公共性批判方式，即由平等的主体就问题进行自由的辩驳，相信公开运用理性的作用，渐次能够接近公意。这种公共性批判一般是在公共领域中实现的，但高度现代性的社会本质上具有社会学的性质，能把这种公共性批判体制化，即建立一种能容纳并敏感反应这种公共性批判的社会容器，以对社会进行持续的反思性监控，不断进行修改和完善。在一个高度复杂的风险时代，人类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这样一种反思性机制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五)凸显公民的自我启蒙和教育

无论如何，“以人治人”都承认了处于被治理者位置的人的主体性，当我们无一例外地把现代化理解为合理化进程的时候，事实上也就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合理化，也就蕴含着治理者的合理化和被治理者合理化这两个方面。从以往被忽视的被治理者合理化的角度看，事实上就是一种如何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使自己摆脱不成熟、受监护、蒙昧状态的问题，这便是康德所经典定义的启蒙。当然，我们未必同意康德认为的人具有先验理性的观点，但总会认同每一个人有一个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一个合理化的过程。事实上，这个过程又是一个广义的教育过程，其中基于不断提升的主体性，自我教育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并不是说对民众的教育不再重要，而是说教育本身要日益转向教育被教育者如何实现自我教育。理性总是意味着对某种秩序的信仰，而教育本身就具有规训和治理的功能。因此，在一个讲究稳定、注重道德教化的国家，以理性为旨归的民众自我教育与启蒙，是“以人治人”的一个重要立足点。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0.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28.

[4] 沈湘平.价值观研究亟需自觉的人类学视角[J].哲学动态，2016(11)：5-11.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730/7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