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旁观到深度介入：田野研究在教育学中的转化(2)

那么如何置身实践、基于实践、研究实践，探索其内在结构、机制和逻辑并创生教育学理论呢？对此，我们的目光自然会聚焦于以实践的方式在实践现场对教育实践开展的“田野研究”之上。它从人类学借鉴而来，已成为教育研究的常用方式。但是否到了教育实践现场就是做田野研究？人类学田野研究是否能在教育学研究中无条件移植？人类学田野研究与基于教育学立场的田野研究有何差异？人类学田野研究如何向教育学田野研究转化？转化后的教育学田野研究内涵、路径和可能困境是什么？等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反思。本文一方面期望通过重提“赫氏难题”，强化研究者在与其他学科打交道时的教育学立场与学科自觉；另一方面则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从人类学田野研究出发，尝试构建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研究实践的教育学自己的新型研究方式，为解答“赫氏难题”提供某种可能性。这首先要从理解人类学田野研究本身开始。

二、人类学田野研究的进化

众所周知，田野研究是人类学的独特学科贡献。“决定某项研究是否属于‘人类学’范畴的惟一重要标准实际上就是看研究者做了多少‘田野’。”[5](P.2)这种研究方式在人类学内部曾发生过至少三次转向，直至基本成熟。

“田野”这一术语源于博物学家的野外考察，“17世纪70年代生物学研究机构的形成预示着组织性田野工作的出现” [5](P.51) 。动物学家哈登最早将“田野”介绍到人类学中，马林诺夫斯基则实现了田野研究从博物学向人类学的转换。“传统的马氏田野工作的图景(孤独的白人男性田野工作者与土著村民生活一年或一年以上)已经成为标准人类学实践的原型(archetype)”[5](P.13)。马氏田野研究的典型特征是远足“他乡”，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开展参与性观察，然后返回“家乡”，撰写体现异族整体性的民族志，供读者开展“推人及己”的思考。在方法论层面，马氏田野研究明显受到实证主义影响，认为数据就在“外面”田野之中，等待被观察、记录和归类，田野调查就像科学实验室进行实验，收集和测试数据，然后基于这些数据进行客观“描写”。因此，马氏人类学实质是实证主义人类学。

到了1960年代，马氏人类学受到挑战。一方面，人们质疑非欧洲传统文化能否得到人类学家的如实描述；另一方面，1967年马林诺夫斯基田野工作日记发表后引发了人类学家职业伦理道德的持久争论。此外罗伯特·雷德菲尔德与Q·刘易斯、玛格丽特·米德与德里克·弗里曼间的两场学术论争(3)1926年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一个村庄开展了田野工作，1941年Q.刘易斯再次来到这个村庄开展田野研究。刘易斯的本意是以雷德菲尔德早年工作为基础，研究这个村庄发生的变化。然而他所搜集到的资料根本有别于前者，以致不得不假定要么是文化发生了巨变，要么是他们中谁错了？因为雷德菲尔德描述中浸染了宗教和家族价值的村庄图景，协调合作是其根本特征。刘易斯的图景则恰恰相反，突出这个村庄被敌对情绪、嫉妒和竞争弄得四分五裂。无独有偶，玛格丽特·米德与德里克·弗里曼也发生了类似的争论。1928年米德在其著作《萨摩亚人的成年》中描绘了萨摩亚社会令人憧憬的和谐生活图景。1983年米德去世后五年，弗里曼发表《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批评米德所描绘的萨摩亚社会那幅“美妙的闲适”图景是不真实的，强调那里等级色彩严重，充满暴力和战争。更使人们对民族志的可信度产生了怀疑。在此情形下克利福德·吉尔茨从语言入手对田野研究进行改造。他认为一个地区或种族自有其“文化语法”和“文化地图”，人类学要研究和揭示的就是这一“语法”和“地图”。为此吉尔茨提出了“地方性知识”概念，主张对“地方性”展开显微镜式的“深层描写”，即基于特定文化与社会背景的文本阐释。吉尔茨曾说，“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文本的总和……人类学家站在这些文本所有者的肩膀上竭尽全力去解读它们”[6](P.29) ，“人类学家对另一种文化的描述方式更接近于文艺批评家对一首诗歌的批评，而不像宇航员对一颗恒星的记录” [6](P.26) 。与马氏实证主义人类学相较，吉尔茨赋予田野研究以解释学内涵，开创了解释学人类学新路径。其基本框架是将人类学对象视为一个文本；将它的意义翻译到“我们(人类学家)”自己的意义系统内；建立一套适用于“深层描写”的新词汇。

除了吉尔茨对马氏田野研究的改造外，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研究也开拓了田野研究的新方向。马林诺夫斯基在为《江村经济》写的序言中曾说：“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即《江村经济》——笔者注)一书将被认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饱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7](P.13)具体地说，费孝通跨越了人类学“文野之别”的清规，即人类学只能研究“野蛮社会”，突破了马氏田野的“纯正秩序”，打破研究者只能研究异文化的戒律，成功实现对研究者生存其间的文明社会的洞悉，开创了人类学家在“家乡”进行田野研究的先河，使“田野”形态发生根本变化，将传统田野研究“他者眼光”转换为本土视角，即以田野研究的方式研究研究者熟悉的家乡，体现出研究者自身的“文化自觉”，因为有对家乡文化的自知之明，才能站在主位立场恰如其分地解释自己的社会。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0/1015/3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