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旁观到深度介入:田野研究在教育学中的转化(3)

来源:人类学学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10-15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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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人类学田野研究内蕴的旁观传统 田野研究相较于“摇椅人类学家”的沉思和“阳台人类学家”的文化沙龙来说是一大进步。人类学田野研究的三次进

三、人类学田野研究内蕴的旁观传统

田野研究相较于“摇椅人类学家”的沉思和“阳台人类学家”的文化沙龙来说是一大进步。人类学田野研究的三次进化在方法论上虽有差异,但都没有脱离西方学术研究的“旁观”取向。

“旁观”在西方有悠久的历史,源于其“理论优先”传统。希腊人从泰勒斯开始就追求流变背后的不变,“多”背后的“一”。这就是西方的“理论”(theroria)传统。“理论”的原义是作为旁观者的“观看”,“理论”一词就来自希腊语的“旁观者”(theatai)[8](P.101)。“如果物体和人的存在不以一个旁观者为先决条件,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物体和人。换句话说,在显现的时侯,任何东西都不是单独显现的,任何存在的东西都必然是被某人感知。” [8](P.19)后来亚里斯多德进一步区分“理论”“实践”和“创制”三种活动,“理论”因为指向永恒、第一因和本质而取得对实践的优先性。由此,西方发展出摈弃实践生活的旁观式认识方式。“人们发现,只有旁观者,而不是行动者,能认识和理解本身作为一种演出的东西。这种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希腊哲学家对沉思和纯粹静观的生活方式的优越性的信念。” [8](P.100) 对这种认识论,罗蒂称为“镜式的表象主义”,杜威称为“旁观者认识论”,汉娜·阿伦特称为“沉思式生活方式”。可以说,理论优先和旁观式研究是西方学术的内在气质。

马氏倡导的“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和吉尔茨倡导的“深层描写”都体现了研究中主位(emic)与客位(etic)的转换和对于研究者价值的适切处理,其目标都是使撰写的民族志能够向读者展示人类学研究对象的“如其所是”。马氏希望尽量做到对异族文化事实整体描述的“客观性”,吉尔茨则是努力做到对异族某一领域或方面文化意义展开显微镜式的深度挖掘,以期能够“从本族人的角度向本族人展示本族人的心理” [9](《序言》,P.56) 。

田野研究出现后,对教育研究产生了持久影响,主要表现在:(一)将异族教育作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内容之一。玛格丽特·米德曾指出:“没有一个人类学者在做田野工作时,没有注意到当地人的教育经验。” [10](P.15) 有人类学家专门研究异族教育,如鲍耶斯到印尼附近的阿罗岛研究,写成《阿罗岛人》,重点关注儿童养育方式与人格的关系,发现社会成员与社会理想化人格结构一致的程度可以用统计学上的众数(mode)来表示。总体上看,“对于人类学家而言,从社会文化→教育→社会文化是其基本的思路,考察教育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只是运用和验证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手段” [11](P.114) 。基于这些研究还形成了以人类学为母学科的“教育人类学”。(二)以人类学田野研究的方式来研究“家乡”教育(现代正规学校教育),俗称教育的民族志研究。这明显是费孝通式田野研究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在我国如郑新蓉、强海燕、史静寰等人的性别教育研究;韩嘉玲的城市低社会阶层外来人口子弟学校教育研究;刘云杉、张新平的汉人社会学校教育的人类学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就是将民族志用于描述、了解及评价教育场域中的情境脉络、活动、教与学的过程及其成员的信念与互动等” [12](P.173) 。对此庄孔韶曾说:“所谓教育的‘田野工作’,就是把人类学的这个看家本领用到教育的领域。如何做呢?应该做到学校和教室里。你可以以一名老师的身份,参与学生的活动,你也可以以辅导员的身份,不管什么身份吧,卷入教育过程,但要保持人类学家独特的视角” [13](P.126) 。(三)将田野研究转化为出席学校教育实践“现场”的研究,通过在教育实践场域中的观察、调查、查阅和实践者的互动等获取一手资料。这类研究具体表现为教育叙事研究、教育现象学研究、教育扎根研究、教育传记研究、教育个案研究等等。

上述第一种异族教育研究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领域,研究主体多为人类学家;第二种教育民族志研究多为教育学人或社会学人把“教育”作为田野研究的应用“田野”,一般采取人类学或社会学而非教育学的学科立场。这些年教育学科中兴起的主要是第三种 “出席教育现场”的教育研究,促进教育学研究者走出书房和阳台,关注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变革、需求、智慧,使教育理论的创生与实践土壤建立起内在联系。但从教育学立场来看,这些研究还处于“教育研究的人类学范式”阶段[14],如参与性观察(旁观)、对教育田野资料的收集、基于区域或学校文化与背景的深层描写(基于田野资料的理论与意义单向建构)、研究者与现场实践者的割裂(保持专业上的相对距离)等,都没有转化成为教育学的研究方式和形成基于教育学的独特、贡献。笔者认为,只有人类学田野研究完成向教育学田野研究转化的跨跃,才能成为解答“赫氏难题”的钥匙,形成对教育实践过程内在结构、机制和逻辑的教育学解答。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0/1015/3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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