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作为整全的生活方式 ——论雷蒙德·威廉(7)

[7] T.S.艾略特.关于文化定义的札记[M]//宗教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8]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9] 甘阳.文明·国家·大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10] 雷蒙德·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完成，并且很快拓展至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洲、亚洲等地。而作为这一巨大历史转型事件的发生地——英国，在工业资本主义影响下，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工业革命的最初发源地，英国必然最先感受到工业革命给社会各方面所带来的种种变化，这使得英国文化阶层的众多“先锋们”开始记录并回应这一新兴社会与心灵状态，并且反应各不相同，有的人是怀有对于过去的眷恋，希望重造“有机社会”(organic community)回到前工业文明时代，他们主要是一些保守派或浪漫派，也有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希望采取一些措施改造新社会，还有一些政治激进派希望推翻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另建新的社会形态，重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雷蒙德·威廉斯作为20世纪中期最重要的文化研究代表，率先探讨了文化与社会的传统，在此传统中提出“文化作为整全①的生活方式”这一论题。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学术界才开始关注到这一英国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其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文学批评、“情感结构”研究、大众文化理论研究、电视传播学研究以及对某些作品的探讨之中，并积累了一些成果，硕博论文的数量也日渐增加。但是其中对于威廉斯提出的文化概念内涵之一——“整全的生活方式”则往往夹杂、乃至淹没在上述的主要论题之中，少有将这一概念单独阐释说明的。此外，在部分研究“文化整全观”的文章中，多从文化整全性这一概念本身入手，并未看到文化整全含义背后的“波澜壮阔”，以及其与整个社会、阶层和个体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和互动性，在这一论述层面尚显不足。就此而言，笔者认为“文化作为整全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它既作为当时社会存在的一种问题，自身又成为一种解决办法，具有多种功能特征。本文试图以威廉斯的“文化作为一种整全的生活方式”为专门研究论题，围绕其问题缘由、推进方案、发展演变、最终提出和具体阐释等环节，深度剖析展示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有针对性地在阶级批判功能、社会整合功能和日常行为功能上具体阐释其内在特征，从而在更深的程度上揭示出当下我们需要借鉴之处，即最终价值诉求——共同体价值。一、“文化作为整全的生活方式”的诸多方案威廉斯选择伯克和科贝特作为“文化与社会”传统建立的起始人物，因为他们的确是“截然不同几乎对立的人物”。作为保守主义的代表伯克，“审慎”与“经验”是他的代名词，他极其反对法国大革命的血腥与暴力，提倡建立一种平稳而无动荡的“有机社会”,主张人与人之间活动的联系性。而作为政治激进派的科贝特批评新工业制度，向往别样的乡村生活方式，肯定人类活动的整体性。从中威廉斯认识到了对于新工业社会的批判传统存在巨大的差异，需要寻找最佳的办法，但是能看出他们都认识到了人们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对于解决工业文明所带来的问题的关键所在。骚塞的《访谈录》将“文化”这一概念上升到国家政府层面，并且看到政府的积极作用，促进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对比骚塞，另一位政治思想家欧文付之于行动，创造新的道德社会，并且对于“社会”的认知给了威廉斯很大的启发：“人性本身是一个‘文化’所包含的‘整个生活方式。’”[1]66在欧文与骚塞的思考中，威廉斯从中认识到个体难以做出变革，要通过“文化”整合整个社会。在“文化-文明”的传统中，不得不提到“文明”②这一词语的“创造者”——柯尔律治()，他将“文化”的地位单独提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坚持“‘文化’作为人民意志的体现和优秀的真正标准，逐渐形成人民判定真正价值的法庭，以抗衡市场和社会其他交易所建立的‘虚假’价值”观念[1]72。 由此可见，为了解决在工业文明之中人们失去的纯真和自然的本性，个体与有机社会的脱离等社会问题，他们从“文化”这个及其富有张力和活力的字眼说开去，并且尝试去阐发对于“文化”如何教化人心、如何面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巨大冲击力量，如何对英国社会和心灵状态进行描述的方式与过程。此外，有两个作家曾单独提到，他们对于威廉斯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整合观起到了关键作用。一个是自由主义者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他认为文化“应是人性所有方面都得到发展的和谐的完美，是社会各个部分都得到发展的普遍的完美”[2]181，阿诺德笔下的“文化”不仅仅是指文学艺术的发展、个体行为活动，也不是社会某个阶层或者某个部分的活动，而是本质上是一种“普遍”(general)的活动。这种活动是一种内在的无意识活动，是一种超脱于经验之中的境界。同时，阿诺德所认知的“文化”的作用是作为一种驯化统治者和安抚工人阶级反抗的手段，认为工人阶级会导致“无政府主义”，这一观点被威廉斯批判，威廉斯反对阿诺德这种“精英主义”观点，工人阶级具有真正的力量，蕴含着巨大的活力。另一个是自由主义代表作家T.S.艾略特(),可谓是威廉斯文化观的最大贡献者。艾略特的文学批评与阿诺德一脉相承，而他的“文化”观念却比阿诺德更加丰富并有所创新。艾略特认为“文化涵盖了一个民族所有的典型活动和兴趣爱好”，“个体的发展、群体或阶层的发展，亦或是整个社会的发展”[1]354。把“文化”看作是一种“整全的生活方式”，所以要改变社会不能仅仅是孤立地、碎片化地“把文化的传递局限于一个阶层或者一个正式的教育体系，便是把整体的生活方式限制为某种专门事物”[1]181。在威廉斯眼中，艾略特比阿诺德更为先进的是，他没有大肆宣扬精英文化的重要性，反而认为这是“原子论”(atomic view)的社会观，不断分隔的个体或阶层就像一个个原子无法整合，彼此无法联系。这一观点得到了威廉斯的认可，但是在经济等方面的实践上主张的“自由主义”，使得“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依旧局限在了文学与休闲方式之中，未曾把政治和经济生活纳入其中。此外，威廉斯还同意精英主义代表利维斯所认为的传统最精致的部分体现在语言和文学中，但他不同意全部文化遗产都是由语言和文学承载的。他认为，利维斯忽略了其他的知识形式、制度、风俗、习惯等等，夸大了文学的作用，所以威廉斯在利维斯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文化概念的意义，直至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成为同一的。二、“文化作为整全的生活方式”涵义的三个层面通过分析威廉斯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得出的文化整全概念内涵，可以探得其是紧紧围绕了三个主要的社会问题展开的：阶级对立问题、人性戕害异化③以及如何构建共通交流的文化共同体。与此相对应，则其文化概念也具有了三大层面：社会性、批判性与日常性。1.阶级剖析层面：批判过度解读的精英文化在工业时代，阶层的分化和对立是最大的社会现实。而这一现实在文化上的折射就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传统：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这里，文化概念就是要解决一个最为现实的社会问题，即要回答一个最基础性的问题：在工业时代，文化是哪个阶层主导(即领导权问题)、文化的成果是由哪个阶层所创造(即文化归属权问题)。精英文化认为只有少数精英阶层能够引导社会发展，才能把握文化和艺术的发展方向。前面我们提到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具体分析了精英传统的三个代表人物：阿诺德、艾略特和利维斯。他们的观点论述各不同，但是在核心论述上，他们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这一核心问题就是文化领导权、文化归属权和文化特权都应由少数的精英阶层掌握并控制。其他社会阶层在文化上永远不能平等分享、不能创造、没有任何话语权。少数精英的文化是一个价值尺度、规范和标准，任何其他阶层都应参照它进行意识上的改造和趋同。精英文化传统的根深蒂固，也形成了威廉斯文化概念的第一个趋向特征，即他将文化由个人性改造为社会性，他针对的正是精英传统中的“个人自由主义”“英雄主义”以及强调“个人心灵”的唯意志论。文化正是在这样的传统中，变成了狭义上少数人的精神思想、狭隘的艺术作品的同义词。而威廉斯的目的就是，把文化由少数人的变为多数人的，把纯粹的“精神”改造为包含精神的物质生活，把那种个人创造文化的“神话”进行祛魅。可以看出这个神话，在威廉斯那里正在被消解，他通过不断扩大文化的范畴内涵，将社会性不断地引入到文化构建中。在文化被“社会化重构”的同时，文化产品变得多种多样，文化的参与者将包含各个社会阶层，文化将从少数社会精英的精神灵魂生活中解脱出来，变得具有深广的社会现实，直面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并且，它的意义还在于构建了崭新的文化主体，这一主体不是利维斯等人所说的精英分子、上层阶级，也不仅仅是普通的大众，而是一种历史共同主体。威廉斯并未采取极端颠覆传统的做法，而是充满了保守主义的调和思想，从共同文化这一主张来看，他的目标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在调和阶层分化对立的总体目标框架内，反对文化垄断、文化特权，抵抗统治阶层利用文化这一利器进行控制统治。2.完善人性层面：走向和谐而完美的理想状态文化概念的第二个维度是“理想性”文化，是一种永恒秩序与普遍真理，且是与人类的普遍价值相联的一种状态，文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发现并描述那些永恒的秩序或特殊的真理和价值。作为艺术产品的文化形式，这是与威廉斯对于工业社会人性异化的批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对于人性的批判和改造在威廉斯看来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层面，在工业主义对人性的压制和奴役的语境下，文化的超越性和批判性，成为追求完美人性的旨归和抵抗异化的有力武器。文化概念逐渐承载起守护精神家园、重塑人性完美的功能。这是因为在工业社会，个体逐渐被分裂，成为一个个零散、机械和碎片化的身体。人性本身的完整、连续与和谐性不复存在，人性至善，却因为种种社会因素蒙上了尘埃，这时候就需要“外力”拂去暗光，人性方能逐渐透露出本质，这一外力就是文化。文化使得人性所有方面都得到发展的和谐的完美，正如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主义》中提到“超越利害考虑，公正无私地追求完美的存在，执着于如实看清事物之本质，引导人们走向更全面、更和谐的完美”[2]48。同时，这种完美的指向似乎与浪漫主义艺术有某种契合，但是作为整全生活方式的文化概念与作为艺术的文化观念存在着差别，艾略特最有名的说法是睡觉的时候都体现一种文化，也就是说文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作为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存在于大多数人的心中，只不过少数的文学艺术家自觉地把潜意识中的文化用艺术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了；其次，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活动抵抗不了巨大的工业文明的冲击，使得艺术只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与经济物质相脱离，乃至脱离整个社会，只能靠“想象的真实”存在，而作为整全的生活方式的“文化”会存在于这个社会中不会脱离。这更进一步印证了整全的文化更具有现实性和整合力。当一个人对美好的、高尚的东西有一种向往和追求，才能有在社会层面上去追求一个比较美好、高尚的可能性，才能意识到价值的高低。这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文化“是一切社会安排都要服从的上诉法庭”[1]107，由文化来判断这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否真正地符合人性的发展，才是最可贵之处。3.日常生活层面：形成普遍而平等的共同文化威廉斯结合人性分裂破碎的社会现实，将“整体化”作为方法论，将文化重新进行日常化改造，文化成为了“日常审美生活化”要求的呈现，它成为了一种生存美学，一种面对人性受戕害的个人的技艺与生活的艺术。在经过威廉斯这一“日常化”改造之后，“对人心灵的照料和培育”作为文化的最初意义被凸显出来，成为最普遍最本质的含义。“文化”概念在这一维度上对人性的整体性、和谐性和全面发展的肯定，不仅构建了文化完整的内在蕴含，也成为一种普遍而平等的共同文化。利维斯在《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中提出：“对于艺术和文学的敏锐鉴赏都是依赖于极少数人：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进行独立的、第一手的评判……正是要依赖这个群体，一个时代才会有安排美好生活的潜在标准。”[1]370威廉斯并不赞同这一观点，他始终认为“文化是日常的”“文化作为整全的生活方式”，他试图摆脱这一文化精英主义的观点，威廉斯逐渐发现，在被资本与工业文明不断影响的英国社会中，作为母语的英语从未中断，这一语言的传统使得英国社会的共同经验保持完好。要达到最终的文化平等，不是要仅仅依靠分化或者挑选出某一阶层去教导其他的所有人，而是需要一种“共同文化”来调和统一和平息矛盾，否则社会可能最终会走向灭亡和终结。“从根本上说，大众传播的整个理论都取决于少数人以某种方式对多数人进行的剥削”[1]445，作为少数的精英人士可以教育指导普通大众，他们因为自身限制所存在的不足需要被指导，但问题在于精英少数派教育的方式方法，对于任何支配性的政策都是失败的，“只有经验能教导人”。正是因为貌似居于主导性地位的精英阶层的方式不合理，导致大众的“不服气”甚至可能出现一些叛乱或骚动，从而成为大家眼中的“野蛮人”，但是这恰是因为传播失败的结果，因为那些少数人居高临下地把“传播”当成了“传输”和支配，而不是“试图达到接受和回应的效果”。“主动的接收和鲜活的反应反过来又取决于一个有效的经验共同体”[1]448，威廉斯认为，要凭借一种整体文化而不是“自上而下”的阶级“标准”去解读整个社会过程，将日常性落入到共同文化之中，则成为构建人类共同体的关键之处。三、文化作为整全生活方式上的功能1.文化批判的旨归功能：从大众文化、工人阶级文化到“共同文化”在《文化与社会》中无论是柯尔律治“知识阶级”(clerisy)概念、卡莱尔的“精神贵族”(spiritual aristocracy)，还是阿诺德的“异己分子”(aliens)概念，都将整个社会不断分层，在各个阶级的比较中发现可以解决社会问题的那个阶层或者部分，这个“优秀卓越”的阶级恰恰就在人为地划定中固定成形。难道只有精英阶层才能创造优秀的文化传统吗？当下所存在的资产阶级文化一定优秀于工人阶级文化吗？对此，威廉斯从“大众”(mass)一词开始探讨，在他看来，“大众”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形成的工人阶级群体，是现代社会中聚集起来的人群，就好像每天生活在我们之中的亲人朋友一样，并不是大家所说的暴民、流氓、乌合之众等低端人群。“事实上没有所谓的群众，有的只是把人视为群众的观察方式”[1]430，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观察方式，无外乎是精英主义和保守主义者的一种“谎言”，他们之所以贬低对于大众的态度，一是可以使得自己所代表的文化显得更加优秀，从而坚定自己是最优秀文化的代表；二是意味着精英阶层更加有理由有责任去维护他们自认为的“流氓”阶层，从而避免整个社会陷入“低劣”文化之中，无法进步。既然大众文化并不代表趣味和文化层次低下，那“工人阶级文化”又是什么文化呢？因为我们看到如今工人阶级也同样享受着和资产阶级一样的生活方式——诸如拥有汽车、电视和去餐馆，那么我们似乎难以区分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似乎两者已经混为一谈了。实则不是，威廉斯认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键区别在于“对社会关系的本质抱有不同看法”、“必须从整体生活方式中寻求，不拘泥于外在生活方式”[1]457。也就是说，工人阶级文化并不是工人阶级所创造出特殊的文化形式，不是文字或流于表面的艺术形式，而且一种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工人阶级的‘文化’产品不是一些特殊的工人阶级艺术的产物，而是将工人阶级社会观包括在内的工人阶级体制的产物”[3]365，这里的意思就是指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强调邻里关系、相互责任以及生活的共同改善，威廉斯认为这是一种集体性观念。所以“工人阶级文化”说到底就是产生了一种集体性的民主机构(诸如工会、工人组织联盟、群体集会等)和集体观念。伊格尔顿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将文化理解为整体的生活方式，“是怀有政治动机的，因为将文化局限到艺术和智力生活冒着将工人阶级排除在外的危险。然而，一旦将其扩展到将机构包括在内——例如，工会和合作社——你就可以正当地证明，工人阶级已经产生了一个丰富的、复杂的文化”[4]36。因此，虽然工人阶级没有创造出更多有自己阶级特色的个人作品和艺术形式，但是同样会形成工人阶级文化。2.文化的社会整合功能：从流动性个体到逐步形成具有“情感结构”的阶层作为阶级中的每个人的体验是复杂且变动不居的，甚至在同一个阶层中也会出现利益的不同而产生矛盾，就是这些不同的矛盾和体验打破了各个阶层之间的界限，构成了整全的人。那么每个人在其中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呢，个体经验是否可以成为共同文化的一部分去抵抗社会种种危机。在社会阶层的个体分化中，威廉斯根据经验观察并总结出六种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④，他们都是流动的，并不能把他们任何一种角色放置在某种阶级归属中。在此之上，威廉斯展开了对于个人主义观念的批判，并且强调应该把个体放置于整体所呈现的交互状态之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构成的总体现实通常是一种混合物，是由上面所提及的各种不同人群混合而成，而不是几个阶级的直接简单相加，也不是柯尔律治、阿诺德、卡莱尔等将某一少数派或“异己分子”单独自成一派。同时社会中的个体又是具有特殊性的，而且具有流动性，正是这些具有独自情感的个人通过交流过程创造并扩展了组织，组织逐步成为阶层，再逐步演化为所谓阶级，这里存在着一个双向的互动关系。每种分层中的个体的重要性得以彰显，使得产生与社会这一整体性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威廉斯认为，如果社会这个有机体成为一个超越阶级之分、跨域民族之分、让其中所有阶层的成员都可以平等参与其中，那么在其中代表大多数人的思想情感和生活体验的就是一种整体性文化，这种整体性文化可以应对所有来自工业文明主宰下的个体与社会的危机。具有最普遍的共同意义也具有最优秀的个体意义，个人经验作为理解社会经验的视角是不容忽视的，这种捉摸不透的情感被威廉斯定义为“情感结构”(structure feeling)，成为他对时代、文化与社会进行分析的有力工具，也是其把握个人经验与普遍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关键词。“情感结构”先行，是“自觉保持的意识形态与新兴经验之间相互抵触的领域”[1]157，而不是某时代的官方思想或者所谓意识形态甚至于大众普遍接受的思想，是一种物质性的文化实践，从而将文化纳入整个物质性的社会实践中，之所以说这是一种文化假设，就是因为假设其是固定的存在，去表征这种现实是流动的、动态的社会。正如威廉斯认为的“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带来的特殊的、活的结果，正是在这方面，一个时代的艺术——它容纳了这些因素”[5]57，同时“一种共同文化不是少数人的意义或信念的一般性延伸，而是创造条件，让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到表述意义和价值观的活动中来”[6]141。当历史不断发展，我们无法恢复以往的文化与活生生的现实，从而会出现一种“隔膜感”，要消除这种无力感，“情感结构”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民众的普遍社会心理，包含着当时人们共有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并且体现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之中，进而以小见大，层层延伸，勾画出当时总体的社会状况。3.文化的日常行为功能：从“自然扶持”到形成整全的生活方式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导论中，追溯“文化”一词的演变，提到了其最初的本来含义是“对自然生长的扶持”(the tending of natural growth)，这一观念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自然生长的观念”，二是“扶持的观念”。“自然生长的观念”是被一种自由情感的价值观，是一种整体性思维中的潜在能力，不是支配力量。这两者被威廉斯定义为“服务观念”(the idea of service)和“团结观念”(the idea of solidarity)，对应着资产阶级文化和工人阶级文化，“服务观念”往往是指一方付出，得不到另一方的回应，“那些在服务观念支配下的人们，本着服务精神，致力于改善工人们的状况，当劳工们没有充分回应的时候，他们自然会感到沮丧”[1]463，少数人的存在不是为了压迫制衡多数人，实则是为多数人服务的；反观“团结观念把共同利益定义为真正的自我利益，认为个体的发展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得到检验，因此这种观念是社会潜在的真正基础”[1]465，但威廉斯一以贯之的是文化的整全性，既包括了精英主义所认为的个人自由，也包括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服务与扶持，至于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是个体主义的社会关系，每个人都是追求自由的主体，而无产阶级是普遍意义的社会关系，是集体性和互助性的，他们的成功不是一个人逃脱去成就一番事业，而是求得更广泛意义上的进步。尽管两个阶级各有侧重，但是孤立地利用社会中的某一个部分都是无法掌控全部的，所以需要在“共同文化”中找到各阶层的一个契合点，然后每个阶层内部既有多样性也不会导致成员之间彼此相互疏离。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最后的结论部分提到了自己的文化观念：“文化不仅仅是智力和想象性作品，它也指并且本质上指整个的生活方式。”这种观念来源于我们前面说的“文化-社会”传统的一个分支，其代表人物有浪漫主义艺术家布莱克、社会主义者莫里斯等思想家，还有最重要的来源是T.S.艾略特，将“文化”概念包括了整个社会生活，在《关于文化定义的札记》中艾略特分析了当时“工业文化”的定义，无论是工业产品原材料和市场、一些科学和发明创造，甚至于一些经济理论都包括在“文化”之中，这是第一次有人将众多社会中日常的经济内容和科学理论纳入其中[7]86。威廉斯在系统地分析艾略特的文化观念以及他并不彻底地反精英主义的思想后，批判性地继承了“文化包含整个生活”这一概念。这个看着好像颇为泛化的文化概念，却蕴含着强大的理论生产力，因为威廉斯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文化理论体系——文化作为整全的生活方式，作为“整全生活方式”的文化并不单指一个事物或一种现象，而是由诸多现象构成社会总体发展的历史进程。威廉斯指出，“当我们共同生活的种种环境发生了普遍而重大的变化而引起人们一种普遍的反应时，文化观念就出现了，它的基本成分是对总体进行定性的力量”[2]22。当这种概念上的反应逐渐转化成个体行动上的反应，当个人的反应逐渐转化成集体的反应时，在人类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文化作为活生生的实体得以自我实现。因此，文化是一个没有终点的“选择性传统”(selective tradition)，威廉斯认为：“选择性的传统产生了一种一般的人类文化，在另一层面上，产生了特定社会的历史记录；第三个层面上，产生了对曾经属于活生生的文化的许多领域的弃绝。”[8]135这一传统依旧需要解决众多社会问题。从此“文化作为整全的生活方式”不再是一种笼统模糊性的概念，其具有实践的可能。威廉斯的文化整体观是最终以共同体为目标，寄希望于文化革命，希望以温和的方式实现阶级之间的融合，进而达到社会各成员间的平等状态。四、威廉斯共同文化思想的最终价值诉求：人类共同体我们发现，威廉斯的理论探讨不如欧洲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显得具有系统性，这也说明威廉斯本人的写作显然是以方法而不是以理论精致为目的。在研究和评价威廉斯时，值得强调的是他的写作与他所坚持的普通人的立场及他所从事的文化政治是分不开的。这一点贯穿在他的学术研究、理论探讨以及文学创作之中。他关注的是整个历史社会之中个体性小人物的存在，以及当这种个体放置于整个社会之中形成阶层后的社会存在，他的写作始终围绕这种关系进行表达，从最初体现在他的小说、戏剧之中，后来延展到广播和电视等电子传媒中。这便是威廉斯不同于阿诺德、艾略特和利维斯等精英主义分子之处，也是不同于众多工人阶级立场代表者和社会主义者之处。威廉斯在面对阶级划分十分明显、等级不平等的差距日益加剧的英国社会，既想要一个特殊优秀的阶层去保存传承优秀“文化”于社会历史中，又想努力为工人阶级争取平等的地位，这一文化观自身所产生的张力，唯有用“文化作为整全的生活方式”塑造一种“共同文化”的生活才能解决他内心的矛盾和“悖论”。可以说，威廉斯的奋斗目标是一个真正民主和公正的共同体社会。正如甘阳先生《细读〈文化与社会〉》中所认为威廉斯始终围绕两个问题，即“文化与资本”“文化与平等”,“用文化的名义来批判资本主义，没有疑义，但是问题在于，文化同时隐含着对民主的批判”[9]217。威廉斯自始至终都没有脱离自己最初的本心，在激荡的工业文明之中找到自己的栖息之所，在他看来，文化已经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最前沿的阵地，它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共同文化可以将当下的现实性变为一种实际在场的语境，从各自零散因素中归纳出一代人或一代情感的相互变迁，同时具有前瞻性和新兴性，可以在现有体验中窥测下一时代之文明。威廉斯用具有社会性、批判性和日常性的文化整合共同体，在文化批判的旨归功能上从大众文化、工人阶级文化到“共同文化”，在文化的呼唤功能上从流动性的个体到具有“情感结构”的阶层，在日常文化的民主功能上从“自然扶持”到整全的生活方式，使得其这种“共同体”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威廉斯在《关键词》一书中指出，早在14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共同体”这个英文，该词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有直接共同关怀的意思；另一方面，它指各种不同形式的共同组织，而这些组织也许可能也许不可能充分表现出这种关怀[10]79-81。因此，共同体不仅是政治架构或社会组织形式，同样也是文化层面的观念集合，同时蕴含着一种道德和价值层面上的判断，似乎“共同体”在后工业文明时代，为人类最终的生存问题提供了方法上的依据。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种种经济、政治、社会的变革，仍然在我们的时代延续，同时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世界早已成为一个“地球村”，面对不同阶层的特点和不同社会的文化特色，或许威廉斯用“文化作为整全的生活方式”的共同文化观给我们以思考，使得共同体概念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注释：① 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的原文是“the whole way of life”，翻译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而本文则认为这里应该将“whole”翻译成“整全”而不是“整体”，这是因为“整全”一词具有古典含义，更能突出在某种事物或者某种状态撕裂以后的弥补和缝合过程，“整体”则侧重于描述缝合后的状态，体现不出这一缓冲过程。而“文化”其实在威廉斯看来就是去弥合英国工业革命后被割裂了传统与过去的“有机共同体”。② 柯尔律治认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国家的进步性和个人自由，依赖于一个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的文明，但是，这个文明如果不以教养为基础，不与人类特有的品质和能力同步发展，那么这种文明或是有很大腐化作用的，或是混合低劣的善非健康的，而这个国家也不是完美的，而是虚饰的民族。威廉斯认为柯尔律治所说的“教养”就是“文化”。摘自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高晓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07页。③ “异化问题”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节选)》中重要讨论的问题，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与劳动本身的关系。劳动(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类的本质，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发生了“异化”，其具体规定为四点：“第一，从生产的结果看，劳动者的劳动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第二，从生产的过程看，劳动者和劳动活动相异化。工人的对象化活动中的四种异化表现：其一，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其二，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其三，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其四，对工人说来，劳动的外在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第三，从人的类本质看，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即人同自由自觉的活动及其创造的对象世界相异化。 当一个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同自己的劳动相异化，那就必然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因为此时劳动只是一个人的生存手段，而不属于人的本质。第四， 从人际关系来看，人与人的关系相异化。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如果人把自身的活动看作一种不自由的活动，那么，他是把这种活动看作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1-58页。④ 威廉斯在这里对六种个体成员的含义进行区分，具体含义归纳总结如下：成员：其成长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将他整合为一个独特的个人，这些阶段会与他所在社会的整个组织状况的关系所构成的；臣民：必须接受其社会的生活方式，接受他在社会中被指定的位置——服从，非自我存在自我需要，没有选择的余地；仆役：压力稍轻，存在选择性的幻想——装作认同社会，确信公共活动模式在根本上与我们个人欲望毫无关系；反叛者：他对某个社会目标有强烈的个人承诺，会将其个人存在积极认同于某个特定的社会努力模式，试图建立另外一种社会模式；改革者(批判者)和革命者不同：前者是温和的少流血的(是社会的成员)，可以在既有的社会模式中实现，后者是斗争的(自认为不属于社会的成员)，敌对社会，以求建立一个别样的社会；流亡者：拒绝所在社会的存在方式，以一种逃跑的方式，延续流亡状态，可能会逃到另一个社会并成为其成员。真正的流亡者会观望、等待，等待原有社会改变，他却并不投身于这一现实的变革之中；漂泊者：拒绝所在社会的存在方式，没有对于原则的执着，社会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存在，“混日子”行尸走肉般的存在。详见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9-102页。参 考 文 献[1]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高晓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M].韩敏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3] 张亮,熊婴.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英国新左派早期思想读本[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4] 特瑞·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5] 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M].倪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6] 雷蒙德·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M].祁阿红,吴晓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7] T.S.艾略特.关于文化定义的札记[M]//宗教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8]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9] 甘阳.文明·国家·大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0] 雷蒙德·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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