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发展演变与应用价值的提升日本人类学者(2)

来源:人类学学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7-26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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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同时,日本学界也意识到本国人类学家在开发援助活动中参与度不高的现实。鉴于日本在发达国家中甚至在世界上依然是屈指可数的由政府进行开发援助预

同时,日本学界也意识到本国人类学家在开发援助活动中参与度不高的现实。鉴于日本在发达国家中甚至在世界上依然是屈指可数的由政府进行开发援助预算的援助国这一事实,日本学界乃至日本当局都一致认为有必要来鼓励人类学家参与到开发援助项目之中。日本学者松园万龟雄在担任日本民族学会会长(现为日本文化人类学学会)期间(1998—1999 年),就基于日本人类学参与开发援助项目缺失这一问题发表了题为《寻求国际协力与人类学的契合》的论文①松园万龟雄.寻求国际协力与人类学的契合[J].国际协力研究,1999 年10 月,第15 卷第2 期.。

随后,日本人类学学界对开发援助的关注及参与得到实质性的进展,如组建了许多相关的研究机构。日本文化人类学会“考虑到人们对实践的关心不断高涨,于2006 年设立了‘实践人类学合作事业研讨委员会’。……2007 年该研讨委员会作为‘实践人类学合作事业实施委员会’被列入学会的正式委员会。……该委员会……计划建立从事实践人类学的研究者数据库,并开展以开发等国际协作为主题的实践人类学研究等事业。作为大学共同利用机构,国立民族博物馆也积极支援学会的此类活动”[4]。实践人类学合作事业研讨委员会的创建,无疑对人类学在开发援助领域增强社会应用价值发挥了支撑性作用。

同时,为开拓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新领域和寻找研究主题,日本人类学界还围绕现代开发援助的社会现实,开展集调查、研究会为一体的活动。对此,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给予高度重视。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在2004 年到2006 年举办的研究会,整个会议论题基本围绕人类学与开发援助相关内容展开。比如,“丹麦、瑞典、日本的开发援助——以开发中的社会科学的作用为中心”(2004 年11 月6—7日)、“加拿大国际开发厅和世界银行中的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的职责——社会评价、参与型开发及社会的安全关怀”(2005 年11 月12—13 日)、“现代世界中人类学知识的社会应用”(国际研讨会,由涩泽民族学振兴基金和大阪大学21 世纪COE 计划共同举办,田村克己,2004 年10 月28—30 日(COE,全称为Center of Excellence,是日本政府为推动本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而实施的计划))、“实践文化人类学——国际开发协力与防灾中的应用(公开研讨会,大阪国际会议场,岸上伸浩,2006 年10 月21 日)”等[5]。通过这些学术活动,对人类学与开发援助的关系作出深入探讨。

在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从事研究的馆内研究者、客座教授以及公开招聘的馆内外研究者,都基本在从事着人类学与开发援助的相关研究。同时,另一些人类学研究人员,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政府主导的项目,但是却将海外尤其与非洲相类似的国家的移民、难民、民族纷争、人口控制、资源枯竭、医疗援助、信息技术渗透等内容当作调查及研究对象。这无疑为日本的人类学研究做出积极贡献,以至于当前“在日本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中涉及实践与应用的,或者是对其有帮助的研究逐年增多。……直接或间接涉及日本的国际关系和国内各方面行政的研究也不断增多”[6]。日本人类学显然正在参与到社会实践之中,在日本的对外战略上体现出一定的担当。

除开展学术研讨会、讲座、论坛外,日本还培养出一大批掌握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人员。这些人员不仅获得日本政府的资助前往海外调研,而且还获得直接参与日本政府组织的对外开发援助项目的设计、论证及管理的机会。具体地,由于他们掌握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当对非洲这样的对象做出认识和了解时,能够产生其他人员难以产生的价值。这是因为对非洲的中肯审视和看待需要真正具有文化关怀的人来做出贡献。毕竟,有史以来的非洲一直被世界主要是西方带着有色眼镜加以不断定性。不仅仅在于人文关怀,这些人员在进入非洲时能够做得更为公正而客观,还在于他们掌握了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精髓——田野调查,借此人类学者能够通过参与观察介入研究对象的方式,发现研究对象的真实状态。这样,人类学作为日本国家了解非洲及其民众生活现实的管道,其所具有的应用性价值无疑得到极大程度的显现。

对于当代的非洲研究,一些日本学者犀利地指出:“只看数据是看不见现代非洲的样子”[7],只有通过非洲的本土知识来洞察其隐藏着的各种潜力或潜伏着的各种问题,才是真正认识和了解现代非洲的核心要件。比如,有日本学者就凭借人类学研究方法,力图“从与商务的关系中解读非洲的文化、经济、生活等各种各样的话题”[8],以发现非洲的更多商业机会,从而为人类学必须是应用性的事实做出经典的注解。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的价值似乎就演变成为解决问题(即,制定计划和政策)、参与管理(即,实施此番政策)及进行外包服务(即,包括传播信息,公开告知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等,从而打破了只能存在于神秘象牙塔中的发展瓶颈。这一情形使得当前日本国内的相关研究呈现出蓬勃态势,相关的研究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迄今为止,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亚非地域文化研究院、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京都大学非洲地域研究中心、东京国际大学、腾女子大学、国际协力机构、大阪大学等机构,其对非洲展开人类学研究都呈现出指数级增长的态势。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726/7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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