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发展演变与应用价值的提升日本人类学者(4)

从规模上看，近年来，将开发援助事业纳入调查和研究范围的日本人类学者日趋增加，出现了以人类学家为中心的与开发援助相关的研究团队。这种倾向在年轻的研究者和研究生中尤为明显。到目前为止，大量的人类学专业学者及学生加入了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JICA）的非洲研究项目。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所开展的援助项目，本质上是作为促进非洲变化的外在因素而存在的。

但是，当人类学的专家及学生加入国际协力机构的研究项目时，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开始考察非洲地区传统的社会组织及经济活动、社会实践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变化过程。这样做的目的，是促使国际协力机构的项目最终能够更好地嵌入或嫁接到非洲本土之上。加入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人类学研究人员，他们虽然不是开发专家，但会在对社会与文化进行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关注当地居民对开发事业的应对方式及开发事业带来的结果等，从而更好地优化日本的对非开发战略。因此，日本业界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不应把援助机构与人类学孤立开来的现实，以及不应该将日本在非洲进行的开发援助视作与人类学界毫不相关的事情，而是预见到共同放眼未来、顾全大局的时代已逼近人类学研究者。日本人类学正在面临着为本国行为对非洲产生的影响承担职责，及其应有的在非洲现实问题解决上彰显日本国家使命的价值取向。

从研究内容上看，人类学在日本对非开发援助上的参与体现出了极大的丰富性。比如，在日本民族博物馆主持的系列研究中，基本是由各种官方机构、NGO 等实施开发援助事业的执行专家与人类学者在受援国进行民族志调查的案例构成的。这些案例主要包括了解开发援助实施机构的实态，详查援助事业对非洲当地社会造成的影响，同时人类学者还与执行专家一道讨论了开发援助事业的起草、实施、评价，力图在开发援助实践与人类学研究之间寻求契合点，并对JICA基本方针中南南合作（亚非合作、非洲区域内合作）的可能性及操作性交换意见。

在具体环节上，从2004 年开始，民博就以法人化为契机，启动了针对日本在非洲的开发援助相关的文化人类学的社会应用研究。在具体研究领域上，“除了‘人类学知识的使用与被使用的方法——医疗、开发、教育’之外，还开展了以水产资源分配、环保型经济、……社会的多民族化、文化遗产管理与旅游业、异文化理解教育等为主体的开发计划的沟通研究。在馆内，这类多少与文化人类学的实践相关的共同研究也逐渐增多”[17]。

比如，人类学者青木澄夫过去作为JICA 的一员参与了日本的ODA，同时还从事以日本和非洲民间交流为中心的历史研究。他既是开发援助实务的经验者，也是这方面的研究者；花谷厚的专业是以非洲为中心的开发政治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他目前就职于JICA，是站在日本ODA 最前沿的开发援助执行者；若月利之作为JICA 的专家被长期派遣到西非从事水田开发研究和实践；箱山富美子作为联合国职员，在教育、女性、保健卫生等领域长期积累丰富的经验；绳田浩志曾作为JICA 的专家被短期派遣到西亚，现在是和自然科学家一起共同推进干燥地研究的文化人类学家。

这些人类学者在参与ODA 活动中也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如花谷厚的“削减贫困战略体制下的非洲地方开发”，箱山富美子的“开发援助的世界性动向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案例”，若月利之的“通过水田生态技术实现西非的绿色革命——基于尼日利亚努佩和加纳阿散蒂的经验”，石田慎一郎的“国际开发NGO 在肯尼亚中央高地（恩亚比尼）Nyambene 地区——仁人家园的房屋建设和还贷现状”等。这些研究作品，无疑都是日本人类学者深入非洲实地而写就的，在价值上至少能够使日本在非洲的开发援助少走弯路且更有实效。

再比如，也有日本人类学者从关注非洲问题的角度出发，推动了日本在非洲的开发援助事业。“由于频繁发生的干旱和主要出口产品的国际价格下跌，现在的非洲面临着很多困难。由于国家经济不稳定，没有足够的社会服务，很多婴幼儿在达到小学入学年龄之前，就因为疟疾、肺炎、腹泻等原因而丧命。不仅是孩子们，大人也有问题。……孩子们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孩子本来就有的潜力无法发挥”[18]。

基于这种状况，日本做出了针对非洲疾病及教育进行开发援助的决定。紧接着，在自然条件严峻、经常遭受干旱的Karayu（加来玉）农村地区，从1994 年开始日本NGO 就不断加大开发援助的力度，重点致力于识字和女子教育，并取得相应成果[19]。显然，日本的对非开发援助是在对客观现实了解的基础上而推行的，效果上更具合理性、针对性和直接性。可以说，日本人类学参与到对非开发援助活动之中，就表现为运用人类学对开发援助加以彻底的再组织、设计论证及后续追踪。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726/7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