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发展演变与应用价值的提升日本人类学者(5)

通过对既有的对非开发援助活动进行考察，日本人类学者竟然发现：在所有过程中，官员们都将其复杂的、不清晰的和地方化的社会机制取消，取而代之以他们制造出的标准格式来对付非洲，从而对非洲的开发援助模式形成集中化塑造的格局，结果却丧失了对人本身的关注和尊重。

有鉴于此，日本的“援助机构和文化人类学之间逐渐开始了人与人的交流和信息交换。不仅在JICA（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工作的人，还有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从事过援助事业实务的人，也开始参加人类学家主办的与开发相关的研讨会”。

其中，“JICA 提出将贫困、环境、女性等社会关怀作为其援助方针。JICA 采用了‘社会开发’‘人类开发’‘居民参与’‘民间援助’等标语所显示的‘以人为本’的援助模式，并开始认识到文化人类学的重要性”[20]。在人类学的启发及协助下，日本的援助机构显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将开发援助的重心转变到以人为中心的层面上来。

由此可见，在日本国内，人类学者对日本开发援助的参与并非限于个别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并非是对开发援助本身的简单反映，而是对制约开发援助项目和非洲当地人行为的各种因素条分缕析，达到突破理论和应用二元对立的藩篱的效果。日本人类学者参与的对非开发援助项目，目前“大多数应用工作仍然按照项目周期的需要进行，人类学家在某些领域已经获得支持而可以从事长期研究”，日本人类学者显然“已经能在发展进程中扮演主要角色；由于他们的这种决定性作用，他们在项目设计与实施中越来越受欢迎”[21]，而且，“日本人类学家的重要合作从一开始就得到承认”[22]。

这一切，无疑正是研究者的见解和执行者的经验达成契合的体现，甚至也是非洲当地人的诉求在开发事业中得到反映的写照。只有这样，非洲当地人们的要求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开发援助事业也才能最终使非洲当地人真正受益。这意味着人类学对开发援助的介入，就是要最终使开发援助成为具有实际价值。从许多研究中能够发现人类学对日本开发援助事业的贡献，绳田浩志对苏丹的研究就是其典型代表之一。绳田指出，要超越现有干燥地研究的模式，主张从“以人为本”的立场重新认识荒漠化治理，并创建以“传统知识”的再利用和发展为核心的开发援助框架。绳田以苏丹为背景，围绕环境、农业与水、性别与健康、文化、综合开发等各领域，提出了创造地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荒漠化治理项目的个人设想。这一主张显然能够对日本当局的对非开发援助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这期间，日本人类学与对非开发援助之间的关系显然不乏辩证性关联的色彩，这是不可否认的。因为以日本国家理由的形式进行的对非开发援助，人类学既提供知识同时又参与实践。由于人类学的介入，不仅了淡化日本对非开发援助的政治色彩，而且还演变为与人文书写紧密关联的存在。因为对人类学的启用，日本的对非开发援助既给自身保留了某种合理性，又赢得了开发援助对象国家——非洲各国的信任。

日本在人类学的支持下对非洲开展的开发援助，无疑使得非洲的社会发展更为透明、非洲的社会结构更为清晰。当然也需要指出，日本基于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竞争的目的而启动的对非开发援助，其实难以逃脱粗劣或自相矛盾的窠臼。确实，人类学对日本在非洲开发援助的参与，或日本开发援助中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使用，无疑都能达到对非洲充分认识和了解的效果，同时也能够使得作为开发援助一方的日本成为掌握权力的绝对主体，进而将开发援助对象沦为受控制的角色，最终便于日本能够针对这一客体更好地进行开发援助。这样，日本显然就是在将人类学转换成为能够增强话语权的软实力工具，人类学无疑就是一种持久的跨社会纽带，助虐当代日本包括在对非洲开发援助上的激进外交战略。

对于日本在非洲进行的开发援助，日本似乎又十分理智地认为：其“必须不是在日本和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外交竞争的背景下，而是在日本愿意履行其国际责任，从而为其广泛和长期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背景下采取的”[23]。

因此，显然不能否认日本对促使非洲消灭贫困和饥饿的事实，以及改善非洲教育处境、健康疾病等的期待，但也不能否认日本增进国家利益的渴求。毕竟“如果没有重复性实践所带来的‘经济’和‘实用’效果，人类社会和个体都很难有足够的力量支撑自己的生存”[24]。可以说，在日本，人类学对开发援助的参与，似乎表明人类学界与政界已形成共同的政治观念状态，也表明在日本国内几乎所有人都达及平静和忘我的状态，同时还表明日本试图对包括非洲在内的外交对象的控制的愿望是何等的强烈。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726/7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