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发展演变与应用价值的提升日本人类学者(3)

诚然，近现代产生的科学、技术、政治与经济制度、社会组织、思想等，无疑给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福利，同时也丰富了人类社会的文化生活内容。但是，环境破坏、社会动乱、资源耗损等问题的相伴而生，却给人类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对于非洲而言，尽管地理位置偏居一隅，但同样难以回避这些问题的困扰，甚至在程度上要比其他国家更为突出。

鉴于非洲面临的困境，日本对其中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更为敏感。毕竟，“发展的文化维度是理论建设和项目设计的一个重要部分。人类学家于是变得不可或缺了”[9]。这是因为人类学研究者，是具有社会文化关怀视角的。日本在非洲开发援助过程中对文化的突出无疑成为大势所趋。比如，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自开馆以来就一直从文化维度上探索包括非洲在内的海外社会的发展现实，致力于以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的方式剖析非洲社会与文化的多元性以及非洲发展的文化维度。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深刻地认识到，将这些包括非洲在内的海外社会“有形、无形的资料和相关信息作为人类的‘文化资源’，进行整理和管理，与同时代的人们共享，并将其传递给后人”[10]的紧迫性。相应地，在对非洲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日本人类学者“从与文明相对应的当地社会的‘知识’中重新审视现代文明，将相关研究定位为分析和解决现代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课题”[11]。

综上，殖民主义统治瓦解后，人类学面临着亟待发展的现实。而日本人类学作为国际人类学的一部分，同样需要在研究视角及重心上与时俱进，以展望新的价值取向及知识建构。

特别是鉴于国际社会纷纷对非洲开展大量的开发援助行动，日本的人类学研究以此为契机，踏上了具有较强应用价值的新的学科发展之路。

二、人类学在日本对非开发援助领域的应用

殖民主义统治体系瓦解后，尽管非洲各国实现了国家独立，但非洲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中，发展停滞和经济贫困就是非洲面临挑战的具体写照。为使非洲的这一状况得到切实改善，作为集政策和技术于一体的国际开发援助就成为最终能够达到目标的首选工具。非洲确实尚未具有能让非洲人过上富足生活的生产力，于是，开发援助思想及行动实践便应运而生。

鉴于非洲的处境，日本力图采取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官方开发援助来支持非洲伙伴国家。在具体层面上，主要围绕农业、工业、水利、医疗合作、资源开发项目、资源管理疏通等方面对非洲采取开发援助行动。在现实中，对非洲进行开发援助的国家不限于日本，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在不断加大对非洲的开发援助力度。国际社会对非洲大力进行开发援助的现实，使日本面临着巨大压力。毕竟，对非开发援助的国际化增加了国家间的竞争性。日本要突破重围，斩获信誉，显然需要另辟蹊径。不仅如此，随着力图推进城市化的非洲日益受到日本国内的关注，日本很多企业开始进军非洲，最终通过商务创造就业机会等新开发援助形式得以问世[12]。此举无疑能够使得日本的对非开发援助更具优势与特色。

在开展对非开发援助的过程中，日本政界最为关心的是对非洲本土现实的认识和了解，但这“并不是说只关注非洲的悲惨状况”，而是要“了解非洲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并“在建立相互依存的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再考虑一下……能为非洲做些什么”，同时考虑“和非洲……建立合作关系，保持‘创造更好的世界’的志向”[13]。而以人类学的视角及研究方法来切入，是最为适合的并能实现上述期望。日本政界的这一诉求，显然为人类学最终介入开发援助实践埋下重要伏笔。并且，人类学学科本身也确实具有特定的品质能够推进这一诉求的实现。作为一门注重田野调查的学科，人类学无疑能够以深入实地的研究方式，对非洲的现实做出切实关怀，从而使得日本能够更好地在对非洲的开发援助上做到有的放矢。因此，日本的人类学切入到政府对非洲开发援助，就不仅是一件可选择的事情，更是一件可资利用的必需品。

在上述条件下，日本各界认识到，启用人类学来“促进日本官方发展援助模式在非洲发挥作用的时机已经成熟”，人类学“正在非洲为日本的官方发展援助模式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14]，而且，人类学的应用“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日非合作时代，其基础更加深厚，合作领域更为广泛”[15]。有了人类学的支持，日本的对非开发援助本身也就毫无悬念地成为被主题明确的认识框架整理过了的内容，成为一种具有特殊合理性的存在。在具体层面上，日本人类学“研究者积极地导引政策制定者，……将研究整合到政策话语中去”[16]。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726/7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