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域下的文化产业研究(5)

2.文化产品制作、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民族志研究

现代文化产业的创意活动更多的是社会分工和协作的过程，而非纯粹个别有才华的创作者独自苦思冥想的成果，它甚至可以通过“众包”[22]的形式来完成。因此，不仅文化生产内部的分层、分工的工作过程，而且他们各自的生活生存状况都需要加以更多的关注和考察。尤其是当一般的报道里充满明星、摩登时尚、跨国娱乐公司的时候，人类学家更需要给文化产业从业者中那些没有那么光鲜的群体以关注，包括囊中羞涩的艺术家、在幕后的技术人员、不熟练和半熟练工人以及创意经理和营销人员。同时还需关注文化产业的生产和消费如何与更广阔的外部经济、政治和文化紧密联系以获取利益。

美国人类学家豪腾斯·鲍德梅克(Hortense Powermaker)在1946—1947年间对典范的文化产品生产中心好莱坞开展了为期一年的电影工业的民族志调查研究，于1950年出版了专著《好莱坞梦工厂：一个人类学家对电影生产者的考察》，该书对文化产品生产和制作提供了真实而丰富的细节材料，并揭示了其中存在的“极权主义”的问题[23]。国内学者评价是“以民族志方法进入电影工业做人类学的研究，将研究对象还原至具体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对好莱坞电影工业的社会系统予以强调，是Hortense Powermaker研究的切入点”[24]。

3.文化产业与媒介景观

居伊·德波把今天的社会指称为“景观社会”[25]，阿帕杜莱在此基础上又将景观分为五个方面：族群景观、媒介景观、技术景观、金融景观、意识景观[26]43。其中的媒介景观是指生产和散布信息的电子能力(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影制片厂)的分配以及这些媒体所产生出的世界影像[26]46。在此意义上，文化产业几乎等同于媒介景观。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现代媒介技术基础上的，近现代以来的收音机、留声机、摄影、摄像等工业技术为文化产品的批量化生产提供了技术保障，现代网络信息媒体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加速了文化资源向文化产品转化的广度和深度。新媒介的使用和传播，促使各种文化产品得以更为广泛、更迅速和跨边界的流动，形成了今天所谓的“媒介景观”，它构成了极为复杂的现代性进程，也在加剧后现代性的增长。

人类学对于文化产业与媒介景观的探讨，可以在各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展开：

第一，对于个体而言，探究文化产品如何通过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连续不断的世界性的媒介景观，帮助人们建立个体的情感、认知与幻想，集体的认同，塑造人们现代生活方式、乃至形塑“民主、正义、权力如何运作的观念”[5]3；也要探究文化产品的消费如何“激发抗拒、反讽、选择，或者一言以蔽之，它激发了能动性(agency)”[26]9。

第二，对于民族-国家而言，探究文化产品构成的媒介景观如何成为双刃剑。一方面，诸如电影电视音乐的微观叙事如何消解、弱化、反讽民族-国家有关现代化发展的宏观叙事；另外一方面，文化产品又能够创造和强化团体力量和民族历史。即通过媒介景观的形式，文化产品提供想象，而“想象在今日世界具有现实的社会力量：不仅为身份认同提供了新的资源，也为创造民族-国家的替代方案提供了新的能量”[26]。

第三，对媒介景观自身性质、类型、层次、内在矛盾的探究。正如凯尔纳指出，景观具有话语特征，景观自身也构成了话语与斗争的场所[27]。媒介景观亦是一个由话语的冲突和斗争所构成的场所。

第四，媒介景观性质所影响和决定的文化偏向，也是人类学家应该关注的视域。媒介生态学的先驱哈罗德·伊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人的研究本身就带有人类学古典进化论学派对人类文化进化宏观探究的特质。胡惠林先生曾指出，文化产业自身经历了“人+手”→“人+机”→“人+网”的三种形态和阶段。它们分别是：手工产品为主的传统文化产业阶段，其社会文化生态特征是手与心的统一；器械复制品时代的现代文化产业阶段，其社会文化生态特征是人与手的分离，机器代替了手，进而也分离了“心”；以网络游戏产品为主的后现代文化产业，其社会文化生态特征是虚拟社会替代了现实社会，人的社会生物性特征发生了深刻变异。“文化产业发展的载体演化正在挑战传统的内容演化的社会文化生物路径。”[28]在今天，媒介景观影响是全球性的，在此背景下，人类学应该恢复古典进化论这种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整体性、宏观性和历时性的思考与探究。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127/4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