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到边缘：法律人类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12)

传播的特点决定了传播的影响。虽然法律人类学曾与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一同进入中国,但是在影响力上较后两者差距甚远。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西方法律人类学的概念、内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经典作品仍不甚了解。[95] 比如,邵六益在《法商研究》(2015年第2期)上发表的《社科法学的知识反思——以研究方法为核心》一文中提到：“无论是法律社会学对社会生活的学术化,法律人类学对人的知识的研究,还是法律经济学选取要素后的建模。”这里“对人的知识的研究”显然是对于法律人类学望文生义的理解,因为理论上看,一切学问都是“对人的知识的研究”。 首先,对英美法律人类学不了解。法律人类学的历史远超法律经济学,如果追溯到梅因时期,它比法律社会学也要悠久,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关于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古老”的一门学问,但是我们直到不久以前都仍然以为它是一门“崭新的交叉学科”。值得讽刺的是,这门“崭新的交叉学科”在20世纪末甚至遭遇了范式危机,险遭灭顶之灾。由于传播的偶然性,《原始人的法》这部过时的作品长期被冠之以“法律人类学经典名著”的头衔,导致学界普遍认为法律人类学就是研究原始社会、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代名词(但是又没有发生互动)。张冠梓在采访穆尔时曾表示：“她在法律人类学领域、在中国国内实在是一位大家都熟知的学者。”[96]参见前引[82],张冠梓主编书,第167页。但就是这样,穆尔还没有一部著作被译成中文。[97] 据悉,侯猛正在组织翻译穆尔主编的名作《法律与人类学：选读》。Sally Falk Moore,Law and Anthropology：A Reader,Wiley-Blackwell,2004. 除了一篇译文外,[98] [美]马克·古德尔：《法律中的生命：劳拉·纳德和法律人类学的未来》,王伟臣、周晓程译,载吴大华主编：《法律人类学论丛》(第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55-465页。纳德也没有任何作品被译成中文。再比如,不少汉语文章认为,法律人类学擅长法律多元研究或者鼓励多元纠纷解决机制(ADR),但其实法律人类学和这些学说、制度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紧密,比如,罗森就曾批评法律多元这个概念没有什么理论意义,[99]参见前引[82],张冠梓主编书,第322页。而纳德自始至终都在反对ADR,认为其是“借由人治而逃避根本问题”,[100]参见前引[98],古德尔书,第463页。所以,她呼吁还是应当由国家司法机关按照法律来审理。其次,除了徐晓光关于日本法律人类学、王伟臣关于荷兰法律人类学的介绍之外,目前国内对于英美之外法律人类学的了解更是一片空白。

第二,法律人类学对中国本土的法律实证研究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由于传播所限,西方法律人类学理论与中国的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民间法研究未能产生对话。但有趣的是,由于不甚了解,反而促成了法律人类学的神秘化、时髦化。如今很多的关于少数民族习惯法或是乡村法律实践的研究,都会加上一个副标题,比如“关于某某的法人类学考察”或者“以法律人类学为视角”,仿佛加上了“法律人类学”这五个字就是使用了不同于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但是真正的法律人类学研究至少要经历一年的田野调查,这是一种成本极高的知识生产方式。除了朱晓阳等少数学者外,[101]朱晓阳：《小村故事：罪过与惩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很少有人会使用人类学的方法——田野调查——进行法律研究,更不要说以中国的本土实践回应西方的理论方法了。

第三,法律人类学对中国法学的影响很小,但是格尔茨的象征人类学对中国法学的影响却很大。如上文所述,格尔茨并没有专门从事法律研究,据其学生罗森的回忆,格尔茨“对法律没有特别的兴趣”。[102]参见前引[82],张冠梓主编书,第315页。 格尔茨也反复强调,自己并非法律人类学家：“这样一种研究进路,不是法律的人类学家或法律人类学家的方法,而是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方法。”[103]参见前引[55],吉尔茨文,第89页。尽管如此,20多年来,格尔茨在中国一直备受推崇,影响了梁治平、苏力、朱晓阳等一批学者。

侯猛曾分析过法学与人类学对话的困难,认为“法学与人类学光有形式上的对话是不够的,那只是各说各话,而真正的沟通和对话是知识上的合作”。[104]朱晓阳、侯猛编著：《法律与人类学：中国读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98页。 而目前的情况是,中国法学对于西方法学比较了解,相对而言,中国人类学对于西方法律人类学却不够了解。中国学术界似乎并没有接受西方法律人类学,所以也就很难产生中国法律人类学的自觉。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0/1113/4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