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之于人与人之于音关于音乐之人类学探索之探(12)

我们经常把音乐作为物体对待，即音乐是某种创造的东西，一种稳定的跨越时空的特质，有着潜在的用途和效果。如此，音乐可以从其时间和地方抽象出来放置到新的语境里， 例如在创作250年之后，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b Minor Mass)可以在非宗教的场合演奏。将短暂乐音转变一个物体是社会的成就，这就需要社会科学的解释。换言之，社会学家将音乐当作不同种类的物体通过两种方式的解释：音乐作为调性的制度化体系和音乐作为商品（commodities）。二者都有着漫长的历史，而且支持了这样的观点：音乐是书写和记录的文本，这种文本可以被持有、流传和审视。音乐作为制度化的体系，其形成过程即如韦伯所揭示的理性化过程，也就是（西方）音乐如何形成今天的形态。这是一个通过排斥和选择的计算过程， 也是使西方成其为“西方”（sets apart West）的过程。这一理想化的过程导致了（西方）音乐的规则性（uniformity），同时也形塑了人们的音乐听觉。虽然这一体系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以最为科学的方式来将音高区分为音符，但这个音乐客体却被想当然地认为就是如此，尤其在西方，而且它形塑了个体听音乐的基本趣味和态度。[29]

音乐作为商品（commodities）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而且价格水涨船高。早期买卖音乐卷入劳动力买卖，与之交往的有国家、教会、贵族则扮演赞助人角色，保证了音乐家和作曲家通过他们的服务得以生存。18世纪晚期，随着商业性音乐出版和版权法的出现，保证了成套成套的乐谱成为特别整体。物化的乐谱和文字成为产品帮助了作曲家们脱离被赞助身份，进入了自由的市场；与此同时，表演这些音乐作品的场所猛增。出版商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因为音乐作品的表演获得经济补偿。音乐商品化在19-20世纪之交进一步发展，各种技术的使用与改良，使音乐从短暂的演奏本质和印刷的永恒本质中解放出来，而得以广泛传播。今天，音乐传播的条件更是前所未有，音乐消费者可以从各种互联网上下载和观听所喜欢的音乐。

将音乐作为物体进行思考有助于理解音乐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道理。然而，由于乐的“物体性”（object-ness）在文化上和历史上都相对具体，所以它可以成为一种过程的物化（reification）的模式，从而可能使人将人们的创作错误简单地视为自然的成果，如1周7天只是对时间方式中的一种概括，但音高的区分也相似。音乐物体性在作为商品也可以有所启发，音乐的物体性嵌入于制度；它的普及性在于每天的生活；它的流行性见之于人们的业余爱好，而通过它在超越性的神圣话语中的表达，音乐使自己成为可以被触及的社会建构过程的典型。[29]总之，考察音乐的物化和商品化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收获。

相比于视音乐为固定质量的物体，把音乐考虑为活动是将音乐视为某种成为从未完全实现物化的状态——它不被限制而且是开放的，是动词意义的。音乐学家斯莫尔（Christopher Small）指出，“音乐不是个物件（a thing）而是种活动，一种人们做的东西。音乐明显是拟构的，是行动的抽象。只要我们对它进行深入验证时，其现实性往往隐而不见”。[30]音乐作为活动的证据是音乐表演，这是既定的物理性本质，但同时又引导和强化表演。在古典音乐领域，演奏家在演奏时会尽力理解作曲家在乐谱字里行间的本意。如此一来，对作品的理解必然是思考的过程，包含了音乐和非音乐的成分，这样的理解把音乐和各种互动之间的编织放到了聚光灯下，这类取向揭示了个体在集体中工作，诠释所面临的世界。“做音乐”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揭示了音乐乐谱的事实性和表演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意义，而这样的意义正是来自于互动。[29]

如果这样来理解音乐，人类学对音乐研究还是有很多事可以做。无论是把音乐是为物件还是活动，人类学的整体观（holism）都提醒音乐与社会和文化的其他方面的不可分割性，例如对山西“乐户”研究[31]和音乐研究中的“仪式音乐”(ritual music)。我们不应把仪式音乐限定在宗教场域里。美国学者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认为，现代国家创造了制度性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32]是国家自身的自我崇拜，这一论断无疑与涂尔干关于宗教崇拜的是社会本身有着承继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分析现代国家如何利用音乐凝聚国民的精神，培养公民对国家的忠诚感，我们或许可以将为国家服务的音乐视为工具和物件来加以分析。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401/6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