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之于人与人之于音关于音乐之人类学探索之探(8)

因此以涂尔干的功能论来看，艺术在现代社会不像在“原始社会”那样必不可少地嵌入在社会生活之中；而只是少数人的工作和爱好，但这种工作和爱好并不决定社会存在。换言之，没有艺术不影响到社会生存。他说，“艺术……是一种奢侈与习得，可能讨人喜欢地去拥有它，但这不是必需的（obligatory）”：它反映的“是我们对某种活动无止境地追求的需要 ……我们用不着成为艺术家，但每个人都不应对之全然无知”[19]。涂尔干实际上以社会需要的轻重缓急来看不同的分工，因此，艺术对现代人来说只是部分人的爱好，而在“原始社会”就完全不同。艺术在“原始社会”里代表着整个社会的信仰和价值，并牵涉这类社会深处的思维一致性，而且这些信仰通过仪式和典礼形式直接参与实践行动，这对这些社会的生活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但在现代性里，艺术成为一小部分的人生产和消费表述（representation）的领域，而且这些信仰来说，这个群体多有偏离、反叛以及个人主义，这些信仰也不再与集体性仪式和行动有所互联。如果在现代性里，一个人希望发现一种艺术可以重新驾驭所有民众的气质以及成为社区生活的道德中心，涂尔干可能会对之投以更多的注意力。准确地说，如果艺术在社会中不导向整合和团结（这是涂尔干生活和思考的原则），而是导向异化和个人主义，那涂尔干就不会重视。[20]

涂尔干对艺术在现代性中的看法在现实中未必成立。艺术在工业化时代化已经开始商品化，在现代性晚期的今天早已成为商品。这样一来，涂尔干对艺术和音乐在现代性中地位已有纠错的必要。对艺术的消费需求甚至已经成为都市文化生活的中心所在。因此，涂尔干虽然对现代性条件下艺术重视不够，但他的社会分工论依然可以用在艺术领域里。劳务分工就是分类，带有标准化的性质。现代社会的劳务分工虽然使所谓的“音乐家/人”（musicians）群体得以存在——他们专注于技艺并在文化贡献上极具意义。然而，类似这样的专业化却可能给带来一些相反的影响，它会潜在地排斥一般性的音乐追求。这种情形在缺乏类似分工的“原始社会”里有违道德。“原始社会”的平均主义氛围鼓励人人“做音乐”。虽然没有乐谱和记录，但他们的音乐显然是复杂和变化多端的——这点，韦伯在论及一些部落音乐时也提到过。有意思的是，涂尔干从社会功用的角度立场出发，觉得艺术在现代性里于社会团结无足轻重而有所忽视，但他的分工论却带来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紧张，以及视音乐为专门才艺的理解可能在“原始社会”里引起“非道德化”的指责。

民族音乐学家约翰·巴雷金（John Blacking）激烈批评西方社会“音乐家”和“非音乐家”两分类别。根据他个人在南非芬达人（Venda people）中的研究经验，他认为，“音乐是一种物种特有的特性”（a species-specific trait），如同语言那样，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种表达的自然模式。他指出，如果所有非洲社会成员对他们自己的音乐都能表演和理解，如果这些“非书写的音乐”（unwritten music）对于处于同一社会文化语境里的人所起作用的程度是相似的，但其知性和音乐过程的基础却又不是欧洲所谓的“艺术”音乐，那我们必须质问，为什么少数文化上更占据优势的社会可以限制这种明摆着的一般音乐能力？[21]

巴雷金把劳动分工——而不是缺乏天资——视为音乐的障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成为专业，商业音乐成为主要产业。然而音乐出售依然有赖于我们的基础的音乐性（fundamental musicality）。 这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表演者可能是专业人士，但却不再具备对乐音的辨识能力——这方面甚至可能逊于他们的听众们。 因此，音乐社会进化的后果是社会学的而不是生物学的。 从原住民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引起了一种一般性的重新定位，强调了集体的“做音乐”（collective music-making）转向个人的倾听。我们依然还是音乐的，但我们的行动表达却是窒息的。

巴雷金与芬达人一起生活了两年，回来之后在12年的时间里整理田野资料包括笔记和大量的音乐录音等。他说在这一过程中他开始理解芬达的体系，对欧洲“艺术”音乐的历史与结构也有了与过去不同的理解。巴雷金认为，根本就无法在“民间”（folk）音乐和“艺术”音乐之间作明确的区分，除非为了商业用途。[21]X芬达人教会他懂得音乐自身不成其为物，所有的音乐都是民间音乐。只有在人们之间音乐得以传播和具有意义。而根据音乐形式表面的复杂性和技术来区分不同的音乐，无法告诉我们任何有用的有关音乐表达之目的和音乐的力量。音乐在社会中是如此之深地与人们的情感和经验密不可分，它的模式经常因突然的爆发的下意识的精神活动（cerebration）而约定俗成；音乐是任意规定的对象，就像是游戏的规则。许多（如果不是全部）音乐的本质性过程可以在社会中人体和不同模式中的互动的人体中发现。因而所有的音乐在结构和功能上都是民间音乐。艺术音乐的制造者并不比“民间”音乐家更有天赋、更敏感，或者更聪明：他们（民间音乐家）像芬达人那样轻而易举地表达自己音乐的结构。民间社会有着数目巨大的互动体系，数量更多的劳动分工以及技术传统的积累。[21]X，XI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401/6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