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之于人与人之于音关于音乐之人类学探索之探(4)

因为只要劳动里分配成为现实，每个人都有独自的活动领域，这会产生压力使他难以摆脱。他是一个猎人、一个渔夫、一个车夫，或者是一个挑剔的评论家，如果不愿意失去他谋生的本事，他就必须保持这些；但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人有自己独自的活动领域，但每个人都能在任何他想要的方面获得成功，社会规范了一般生产，从而使一个人可能能今天做这件事，明天做那件事，早晨去打猎，下午去捕鱼，夜晚照顾牛群，晚饭后进行评论，只是做我想做的，甚至无须成为猎人、渔夫、车夫，或者评论家。[5]

但人们如何发现时间呢？马克思进一步说明：靠偷盗他人的劳动时间所获的财富看起来是建立在一个可怜的基础之上，与新发展的基础相比，该基础是重工业建立的。一旦在直接的形式上劳动不再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 大量的剩余劳动也就不再是财富发展的一般条件；同样的，少数不劳动者不再是人类心智力量发展的一般条件。[4]马克思理想中这种普世的丰裕和通用性不可能出现在统治阶级以资本为基础的社会里。在这样的社会里，美学的价值被边缘化，从而钢琴工匠(piano maker)是产业工人，而不是钢琴家（pianist），而一个钢琴家可以被认为是非直接地生产。道理如同马克思从资产者的视角所做的解释——一位歌者自己卖唱就不是生产性的工人（productive worker），但同样一位歌者因受雇于人而唱，为雇主挣钱，那就是生产性的工人，因为歌者的表演可以生产资本。

所有涉及马克思与音乐的参考材料不应该仅仅置于他的资本主义和劳动分工方面来理解，而且应该看到他对音乐的思考取向。但马克思显然对诗人和他们作品的兴趣要大得多——尽管马克思可能对于帕拉图的名言：“如果不动摇基本的政治和社会常规，音乐的模式永远不会被干扰[6]”比雪莱“诗人是世界尚未认识的立法者”[7]更有印象。从以上例子可知，恩格斯对音乐显得更为专业，因此，在论及音乐时可以与他的政治见解和意识形态的东西分开来。马克思涉及音乐的文字并不太多，而且大多不涉及音乐的技巧和其他技术性的问题，甚至在本质上并不是关于音乐，而是与他的哲学、社会理论和理想、信念等联系在一起，比如涉及劳动价值、质量、异化以及美学方面的论述。但是从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在巴黎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来看，马克思无疑将音乐作为自然的人文化（humanization of nature）的一种境界。这里强调了美学的本质意义，音乐创作是人脱离或者改变其“自然状态”的结果。

（二）音乐之于韦伯

音乐之于马克斯·韦伯则是他的研究的课题之一。韦伯的社会学思想博大精深，论及的问题和内容看似庞杂，但皆与他苦心思考几个最基本的概念诸如理性（rationality）、世俗化（secularization）、祛魅(disenchantment)、科层化（bureaucratization）等联系在一起。这些概念是理解韦伯基本学术关怀——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本质性要素。理性化是韦伯所有研究的基本预设，这自然与他所认定的西方的历史发展是为不断理性化之过程的命题相呼应。无论是科层化、祛魅，或者世俗化，以及关于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各种表述，无不是理性化这一始纲所张的“目”。韦伯所理解的理性化在一般意义上，已化约为人们在社会行动中的选择及其过程。选择离不开权衡利弊得失；但也不乏按照自己遵奉的道德准则所做出的选择。韦伯关于音乐的理性和社会基础就揭示了这一点。西方音乐中关于和声的构成、调性、记谱等一系列技术性的规范就是通过严格的选择、排斥和计算之后形成的。理性化因此是为标准化和分类，是以助力现代性和“现代文明”。[8]

祛魅与理性化过程相得益彰。理性日渐为社会所接受必然导致人们生活中巫术的成分或者其他与超经验世界的联系日渐减少，生活中依靠“直觉”的行动和反应亦如是。韦伯并不看好世界的彻底理性化，因此对现代性的前景持有一种悲观态度。音乐是韦伯那一代德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爱好，但韦伯之所以要研究音乐是因为他发现西方音乐历史与他关于世界理性化的思考有关；也与那个时代的德国政治气候有关联。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理查德·瓦格纳是德国音乐的中心人物，他的才华无可争议，然而人品却备受争议，瓦格纳如日中天的人气与不断上升的德国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氛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重叠，韦伯对此深恶痛绝。然而，韦伯的理性足以使自己在右倾的国家政治和“左倾”的学术界之间找到平衡点，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政治和学术之间某种程度上的撕裂，才使韦伯强调学术研究应该严守“价值中立”（value neutral），也未可知。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401/628.html